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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人类用符号记录表达信息以传之久远的方式和工具。现代文字大多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人类往往先有口头的语言后产生书面文字，很多小语种，有语言但没有文字。文字的不同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书面表达的方式和思维不同。文字使人类进入有历史记录的文明社会。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中国近现代史论文2000字精选五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2000字1
摘要：文化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文化的核心和精神导向。在近代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变迁明显落后于中国社会实践变革的步伐，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也极其有限；在长期的中西文化争论中，逐步把现代化作为中国文化价值观转型的标准和取向；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快，中国当代核心价值观深深烙上了时代的烙印。
关键词：文化价值观；现代化；经济体制；文化
价值观念是社会观念的灵魂和核心。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就是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人和群体、阶级的社会评价与社会理想。文化价值观就是作为主体的人以自身需要为尺度对于作为客体的主客观世界以及彼此关系的评价而形成总的观点。文化价值观念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真正成为可以进行社会交流的社会的意识，它不仅作用于个人，更多地作用于社会，甚至成为一定社会的精神导向。
一、中国近代文化价值观的演变严重地落后于实践的要求和时代的步伐
1、从时间上看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演变落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对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千年之变局”，需要当时的统治阶级对这一切变化做出敏锐的反映，理性的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整体来说，表现的是迟钝、愚昧和夜郎自大。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旧的封建文化价值观。旧思想的延续使中国社会在此后的20年中没有产生任何进展。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国出现了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物质文明方面打开了一个缺口，但价值观依然守旧。洋务运动三十余年的光阴，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没有任何新的进展，在实践中也遇到无法克服的种种矛盾。
如果把中国近代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实践的演进过程放入世界历史进程中，以日本为参照，中国新思想落后于社会实践的特点尤为突出。日本与中国在近代的遭遇极为相似，日本于1853年3月第一次遭受美国的侵略，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日美亲善条约》，这比中国第一次遭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晚13年，日本于1868年开始进行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明治维新”，而中国于1898才开始进行内容相同的“”。且不说两国变法的结局不同，单从时间上看，中国遭受侵略要比日本早的多，遭受侵略的程度比日本深的多，中国的社会实际更迫切需要新思想的指导，而相同内容的新思想的出现比日本晚的多。新思想出现的严重滞后必然导致社会改革步伐的落后，社会发展的缓慢。更为重要的是，新思想及改革的滞后，必将丧失许多开展现代化的有利时机与条件，导致社会改革的失败。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费正清说：一个处于衰败之中的政权，越是将改革与现代化的启动往后推，他自己就越没有力量做这件事。
2、从作用来看中国文化价值观对社会实践的作用极其有限性
中国近代史上新的文化价值观对社会实践的作用极其有限性。任何一个社会出现的新思想与其指导下的实践结果都会有一定的差距，但历史上的中国在这方面的反差尤为突出。以兴办民用工业、军事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中宣告富国强兵目的破产。尔后出现的轰轰烈烈的“”仅存在103天，唯有京师大学堂的成果被保存下来。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指导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远远没有实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终目的。中国出现的社会改良运动和革命，不仅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国强兵的道路，相反20世纪初的中国依然是军阀混战。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写道：“多少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下去，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1）。在中国近代史上，每一次社会改革或革命都收效甚微。中国近代社会改革和改良呈现出按部就班的递进式，虽然可以避免因改革步骤过大而激化矛盾，但这种递进式的改革也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与日本相比较，日本不仅表现在新思想出现的周期短，而且，在遭受西方殖民侵略后，第一次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明治维新”，不仅在内容上超出中国同时期的“洋务运动”，并且一举使日本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相比之下，更可以看出新思想对中国社会实践作用的有限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二、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价值观演变的标准及趋向
中国现代文化格局是社会主义文化占主导地位，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边缘化。作为适应农业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于现时代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适应现代化或促进现代化的因素，我们要继承其精华，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对于资本主义文化，我们也要继承其优秀的部分，因为这些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共同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先进的文明形态，其先进性自不待言。但是，社会主义文化并不是高枕无忧，也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能自觉地保持其先进性。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的，其经济、政治因素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有明显的制约作用。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得发挥，在同资本主义文化的较量中呈现出守势。所以，社会主义文化也面临着再发展的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部分转型后，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文化也要吸收资本主义文化的合理成分，这就需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现代化。
资本主义产生及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初见端倪，几个世纪以来，它冲出欧洲，逐步影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当今世界生活的最普遍现象。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引起社会的深刻变化。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是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交替进行的过程，是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因从欧美等西方社会开始，有时也被称为“西方化”，但不专属于西方社会。现代化实质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一种共同现象。
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转型要以现代化作为标准，并不是我们今天才认识到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现代化文化之争中，这个问题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几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之争，参加辩论者要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优于西方文化，进而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未来文化的构建方向；要么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主张以西方文化为构建方向。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两种观点关于中国未来文化的构建并没有跳出这两个方向。到了20世纪30年代，又一次掀起“中国文化本位论”和“西化论”之争，这一次争论在构建中国未来文化的方向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场争论中，不论是主张“西化论”者还是主张“中国文化本位论”者，都逐步产生一种新的认识，即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来取代“西化”、“中国化”等概念。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争论是二十年代争论的继续和扩大，从“东方化”引出中国本位观点，从“西化”引出“现代化”的观点，表明思想界对中国未来文化发展道路在逐步深化。这里提出的现代化的概念与后来西方提出的现代化的概念是基本一致的。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现代化“表示，一般人己渐觉得以前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2）。我们的前人在中西文化之争中，逐步摸索到文化价值观转型的标准，这就是现代化。实践证明这个标准是正确的。
现代化这个标准与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在本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反映，是和现代化的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8世纪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世纪末期的第二轮现代化浪潮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紧密的联系起来，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波现代化浪潮和社会主义的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反映，必然要体现出现代化的内涵。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要体现出先进性，就必须紧跟世界潮流，反映世界潮流。社会主价值观要赢得与其他文化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吸收和借鉴世界上的一切进文明。而现代化就是先进文明的载体和集中体现。用现代化作为当代中国价值观转型的标准，更能体现文化价值观构建的内涵。
当然中国文化价值观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它是现代化价值观的基础和起点，离开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建设就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过去常认为要么是促进现代化的进程；要么是阻碍现代化的进程。通过长时间实践，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有些方面是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有些方面促进现代化进程的，客观地承认传统文化根置于现代文化之中。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然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根源，而且因为它的许多因素，包括进步的与落后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已经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化之中，否认它们的存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把他们排出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外是不可能的。正如许多学者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过去，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存在。承认传统文化根置于现代文化之中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前提。
我们要历史地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结构，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地得到增添和发展，例如，两汉时期的文化就明清时期的文化思想有很大不同，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的作用并不一致。在它欣欣向荣、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时，能够对世界文化予以积极的响应，也能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外来文化，接受外来合理的因素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在他走向衰落、落后并受到其他文化冲击时，又有排外的态度，这时它的封闭性、保守型也就表现的特别突出。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也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观察，既避免了的观点同时也克服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
我们要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以主动的姿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经济全球化是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步伐加快，世界不同的文化正在融合和碰撞。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文化，要想在全球化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把握主动权，不能消极地等待传统文化的自生自灭。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在治国安邦、品德修养、成就事业等实践中，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重要的的宝贵财富。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我们不仅要继承，还要积极地予以扶持，使其成为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标志。对待传统文化的糟粕，我们要坚决地抛弃。对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化的进程没有阻碍和促进作用的因素我们要积极地赋予时代的内涵，促使其转型和更新，跟上时代的步伐。
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文化价值观带来了深层次的影响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文化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党的十四大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领域所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之所以称之为“革命”，从范围上讲，是指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至于人们的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指从引起社会变革的深度来说的。
经济体制转轨首先影响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石是经济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推翻了腐朽、反动的上层建筑。但由于实行计划经济，有意识地排斥商品经济，导致的后果不是产品经济的出现，而是低生产力基础之上的自然经济的复活。党的十三大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种商品经济不发达导致的是农村存在着大量的手工、半手工的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相反，倒是传统文化价值观占据了一定地位。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文化现象。市场经济所呼唤和创造的文化精神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平等精神②法治精神③自由精神④法律精神⑤务实精神⑥冒险精神⑦开拓精神⑧创新精神。而这些恰恰是作为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的中国国民所缺少的。
当然，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来新的文化价值观的同时，还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诸如：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我们国家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结合起来是它的最大特点。在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性时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四个字，不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而是起着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价值观的重建既会带来机遇也会带来挑战。机遇是市场经济将会带来新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有利于冲破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束缚，而挑战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消极价值观念将会导致对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冲击。
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价值观取向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l）文化价值观取向要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有机结合，它必然反映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理想的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主流的价值理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文化。所以，集体主义是基本价值取向，这是我们当代的主旋律，是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基本精神支柱。
（2）文化价值观要体现市场经济的共性。市场经济在其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与机制，这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并反映特定的社会制度属性，如产权清晰、公平竞争、法律基础、开拓进取、效率优先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文化价值观必须注意吸收这些人类社已经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赶超发展。当前，特别要树立公平、公正、平等的文化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地映了市场交换的本质要求和交换当事人的基本关系。它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平等生存、享受、发展的权利和机会，诸如择业、教育训练、参与民主管理、以致参政的机会，等等。这种机会平等不承认任何的种族差别，不承认性别、年龄、血统、门第、封建宗法等级的差别和特权，只承认劳动者自身能力努力程度的差别。这种机会平等与效率优先原则是相适应的。因此，它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价值观的基本趋向。
（3）文化价值观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人的价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经济本身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社会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并兼顾社会效益、生态环境以及阻止扭曲人们价值的做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人的价值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M].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25页
（3）文选（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作者简介：王松德：河南行政学院，（1963-），男，汉族，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2000字2
摘要：本文通过《上清帝第六书》的有关内容，对戊戌变法对我国社会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戊戌变法;《上清帝第六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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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论文2000字3
摘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全面入侵与掠夺，文化作为一种特殊形态，中国的民族文化本身是不是与本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一样遭到了侵略，以及怎样认识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的种种，是一个亟待厘清不同方面。
关键词：侵略文化侵略文化渗透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一章“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系统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其中在书写文化部分时，出现了概念逻辑模糊，以及概念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逻辑与史实逻辑
《纲要》教材在书写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成几大部分：“一、军事侵略。二、政治控制。三、经济掠夺。四、文化渗透。”其中的“文化渗透”，不仅出现与章节整体内容概念逻辑模糊，还出现了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错位
《纲要》第一章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涉及到文化方面的概念有“侵略”、“文化渗透”以及衍生出的“文化侵略”。“侵略”，传统意义上是指通过各种非正常的手段侵略别国的领土、主权，掠夺其财富，奴役其人民等。教材在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别罗列了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其中，“文化渗透”就形成与其它各方面的并列关系。这样，“文化渗透”在这里的地位自然容易被等同成“文化侵略”。虽然教材没有使用“文化侵略”一词，也表明教材写作者对文化侵略与文化渗透的区别理解可是。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很多教师都使用了“文化侵略”的概念，甚至还有直接呼吁教材把“文化渗透”改成“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在学界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概念。文化侵略行为必定是带有强制性的，必定是会对被侵略国人民的情感和文化造成巨大伤害的。而文化是无形的，它包括整个生活方式、信仰、态度、取向、价值和哲学等，文化的全人类共性与文化的民族个性这些特质使得一方面各国各民族之间是可以进行文化沟通的，同时不同的文化体系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一个民族建立了一种高于或者不同于当时社会普遍文明形态的文化时，她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特质，这种特质与外界多元文化交流过程中主动或被动走向更新的文明。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人类文明积累的长河中的稳定性最为明显，不会轻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文化侵略的界定是一个难上加难的学术命题。
“文化渗透”，是指一种文化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法进入到另一种文化内部，对其发生影响和作用的过程。每个国家的民族文化都包含具有一定特质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信仰、民族性格、行为准则等，文化传播导致文化渗透,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有学者指出文化渗透是指相互的或双边的文化涵化，也即是两个当事的文化群体彼此影响的文化涵化状况。物质资源只能互换，文化的内容与文化中的人文价值，却可以通过相互渗透实现共享。因而，教材中把“文化渗透”与各种外来“侵略”在概念逻辑上等同，是错位的。
(二)“文化渗透”与“侵略”的史实逻辑混乱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一，“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主要内容之一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对传教士的指责大致而言，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1、传教士搜集情报，进行间谍侦察活动。2、传教士参与随军活动，担任英军翻译。传教士受雇于入侵的军队成为情报官，那他的主要职责自然是搜集情报，这是不争的事实。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与传教士的政治立场有关，与宗教本身无关，更与文化本身无关。此时他的身份是军中情报官，而非传教士。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二，“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主要内容“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它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我们不否认教会中的“某些势力”利用办报纸杂志制造一些侵略言论，而同时教材重点提出来一个典型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及他主持下的____在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说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序言中说，‘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仅就这样的描述，这里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完全成为一个负面文化人物，与真正的人物之间有很大差距，容易造成读者对他的误读与误解。(后文再述)从蔡尔康在《马克思主义最早由传教士翻译引入国内》一文中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是迄今所知中文报刊对马克思及其言论的最早介绍。该文译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大同学》译自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明颉德的《社会演化》一书，由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译。可见《万国公报》传播文化思想的一斑。
二、如何认识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
第一次鸦片战争既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又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冲突。文化具有多样性与民族性的特点，不同文化体系的矛盾、冲突，尤其是作为文化制度层面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一直是影响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人类社会早就存在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怎样看待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传播、渗透与侵略，是需要审慎的甄别与厘清的。
1、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体起了积极作用
国内对近代西方列强侵略时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写在书籍上的通常看法是：西方野蛮的殖民行径往往被赋予神圣的文化光辉，殖民主义者往往在殖民侵略的同时，推行西方的文字、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法律制度何宗教，并通过创建学校、开办医院和慈善机构进行文化侵蚀，进而实现对附属国社会肌体和内脏的彻底改造。这样大而化之的论述，忽略了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民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也忽略了民族文化以此文化特质对外来文化具备的兼容并蓄的强大功能。
按照现代文明法理，在不侵犯他人正当权益的前提下，任何宗教组织或神话人群都有自由传播自己思想主张并结合为一定形式之社群的言行权利，也同样有建造相应之宗教与神话建筑的权利。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传，与西学东渐等等文化文明传播联系在一起，教士们为中国走向文明进步，对中国的近现代化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就拿传教士办学来说，历史资料显示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教材中提到的广学会，历史资料显示从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她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其中的《万国公报》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题目从宣教一直到法律、商业、政治、经济、哲学、家政和缠足的罪恶等，超过二千种。李提摩太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其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二十多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内容是十九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三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李提摩太在太原府，每月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并邀请官吏和士绅观看其科学演示。他还不失时机地晋见各级官吏，讲解世界地理、宣传变法主张，劝其建铁路、开矿藏、以养民富国。他主张改革先从统治阶级入手，“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他还一再强调要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另外，近代史上外来文化传播的积极范例应为“庚款兴学”。1908年10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一百人。如第四年派足四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须“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其中，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并责成清廷外务部在北京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一国的外交行动是否侵略，应依据它是否损害了另一国的主权和利益。史实证明，美国政府决定有条件地拿出庚子赔款部分资助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庚款兴学没有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反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2、某些充当侵略中国急先锋的传教士其行为与宗教无关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分为两种：一部分是想将“上帝的福音”传到中国，真心真意的想帮助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另一部分则是为殖民者服务，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后者在本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认同的行为准则并不是宗教而是国家的召唤，是与国家政治利益紧密联系一起的。
教材中叙述说“比如，1832年德国____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在1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分析这些史实，应该清楚地看到其一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在语言翻译其次是在从事间谍侦查活动方面，他们并不是各国侵略中国的策划者组织者及主力军。其二某些或个别传教士的政治立场和行为，不应该是基督____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造成，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绝非来自基督信仰，而是在特殊时刻他们选择了臣服于国家政治利益。
如果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外来文化对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侵略，应该是许多学者认同的20世纪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从方针方案政策途径和方式对中国造成的文化损害。历史资料显示仅在东北以外中国其他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并要求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实施教学，还在一般学校之外开设了大量专门的日语学校，试图通过日语学习来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日本还十分重视利用宗教文化为侵华服务。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道，在鸦片战争炮火的轰击下，中国于灾难痛苦中逐渐被纳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轨道。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文明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与碰撞，继而中国近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变革的大潮。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2000字4
【摘要】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德育，可从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丰富德育的方法等方面开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学德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其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们在保卫祖国、反侵略斗争和近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充分运用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师应尽的重要职责。
一、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在历史教学中，除向大学生介绍必要的基础史实，培养发展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进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德育，能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党中央对加强国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和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开始渗透到高校教育中，影响到一些大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课堂教学这一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备课，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有意识地提炼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确立德育的达成目标。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备课中，可把中国近代史的德育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激励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持续奋斗的动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经世改革的主张;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建立“理想的天国”而奋起反清;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为突破“洋务运动”的局限而奔走呐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而倡导“变法”;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探索最后都失败了。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史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培养大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教材。教师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教学，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从而坚定大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历史”，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旅顺口和南京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都令人肝肠寸断，同时也有奋斗的“红色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教材中，林则徐等人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英雄壮举;三元里民众不畏强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装抗英斗争;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凯歌;北洋海军邓世昌、林永升等海军将士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业绩;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唤起国人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最终取胜的辉煌成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光辉业绩，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进行教学，使大学生接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坚定发扬先辈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树立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三)继承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的教育。中国近代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汇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责任感;洪仁?临终遗诗坚信“天国祚虽短，光复待他年”的乐观主义精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迈绝笔;李大钊不为酷刑所屈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的体现，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师通过这些丰富的实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三、与时俱进，丰富德育的方法
中国近代史有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要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达到德育的目的，还需要教师讲究教学艺术，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的本领。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由于大学生虽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定型时期，但人生阅历仍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加以引导。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和事，而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如在讲到洪秀全时，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他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清王朝及外国侵略势力，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他作为小生产者代表所带有的皇权思想、等级尊卑观念及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正是后者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样化。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德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单纯地灌输，还要善于点拨，启发学生自己去判断。教师应努力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画龙点睛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德育。同时，还应重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在讲课的过程中仅仅是文字的展示，很难让大学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在大部分高校教学中已普及，关键是要提高课件本身的质量。例如，在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穿插建党__周年来历次党代会的图片，可对加强热爱党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形象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加深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理性认识。例如，可配合教材内容选取有关的电影、录像片断等，组织大学生观看，还可配合各种重大纪念活动和节日，组织大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编历史手抄报，进行历史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和图片展览等，使大学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细雨润物”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属于主干学科，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素质教育，因此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应有之义。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2000字5
摘要：近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从左宗收复新疆，胡雪岩与洋斗商,到张謇实业救国，康梁戊戌变法，六君子横刀向天笑，再到黄兴雨花台起义，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求共和真理之路漫漫，却演绎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决定历史的是人，是那个时代的人，是一批用热血与精神相交织的人。
前言：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从救亡图存的角度说是一部人物史。本文从各阶层角度分析近代人物为何纷纷涌现的原因，又从整体以及历史渊源方面分析近代人物源源不断涌现的规律。从晚清到辛亥，人物构成了近代那独一无二的旋律，他们的出现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字：鸦片战争;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爱国主义
一、社会的复杂性为人物的出现创造环境
纵观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人的不屈精神与爱国主义演变成救亡图存的原动力，同时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各阶级亦怀投机主义，对纷争乱世产生雄霸天下的想法。
时代造就英雄，也逼我中国人自立自强。
二、地主阶级的探索开启民智
从晚清开始，鸦片战争一下子敲醒了那些沉醉于天朝上国梦幻中的地主阶级爱国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如林则徐虎门销烟为的是强健国民素质，维护国家长远，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为的是开启民智，而洋务运动则为富国强兵，但也有增强自身在朝威望。这其中既有士大夫精神，也有中国人爱国主义，自强自立之道。可以说是时代危机感促使先进人士投身救亡图存中，也催生了一批仁人志士。但由于封建势力依旧强大，近代化初露端倪，以致运动革新屡遭失败，也为乱世枭雄的出世埋下了伏笔。
三、农民阶级的反抗影响了一代人
晚晴社会动荡，税收苛刻，加上体制死板，科举制度依旧存在，小农经济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加上西方思想的传播，激发了一些底层知识分子的救国思想，于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从白莲教，太平军起义，到捻军起义皆系晚清体制腐败，民不聊生。如洪秀全因科举屡次不中，却以一本基督教小册子而转变思想，为天下耕者有其田而激起奋斗之志。而石达开自小看到民不聊生的困局，于是决定起义而救天下于水火中。农民阶级的救亡图存运动，使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更加觉醒，为后来革命人物的出现创造先决性条件。
四、资产阶级的变革打开了束缚自由的枷锁
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毕竟有其局限性。思想的狭隘性，各阶级及各派的矛盾以致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重重，如胡雪岩系左宗棠一派，而盛宣怀系李鸿章一派，两者互斗，加之面对外国商品的输入而束手无策，从而导致胡破产的悲剧。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出世以再救中国。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资本主义的入侵激发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政府对民间设厂的放松，近代教育的发展，西方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甲午中日战争又一次敲响了地主阶级无能的警钟，资产阶级维新派率先登上了英雄的舞台。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运动到百日维新，其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爱国的进步思想，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如康有为经过学习，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他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梁启超更如是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接着，谭嗣同等人又在南方创立湘报，文化传媒有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使之为国家自强民主而奋斗。
五、革命，既是孕育朝阳的黎明也是一时的混沌黑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而改良派的失败，使资产阶级内部不断反思，亦促使革命派大展手脚。一时间革命人物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天下，黄兴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并贯彻实行。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而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更是催生出一系列将思想解放的革命壮士，为近代后期的人物传播了民主思想的火种。
但改良派以及旧势力亦投机革命，局势的复杂性使各方人物辈出，而三座大山的存在，亦使那个时代容易将能臣变为奸雄。如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期军阀混战。而对革命后未来的憧憬也使革命人士不断坚定信念，为之前行。如蔡锷舍荣华富贵而投身于护法战争。一时之变却造就了不同人生，乱世，亦是个人理想可以迸出火花的时代，更是天下理想成为朝阳的时代。
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往那种向往自由的思想如洪水泄了闸般涌流而出。思想改变人，意识的能动性促使近代教育家，思想家，企业家，政治家以及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各言自我观点。陈独秀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使新青年变为一方平台，蔡元培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使北大成为一方阵地，鲁迅更是剖析中国人性，揭露黑暗，促使中国人更加认知自我。而优秀思想对人的巨大影响性,催生出更多的仁人志士去救亡图存。
六、爱国主义是一把火炬
爱国主义始终是救亡图存的核心动力。自古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当代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无不体现人物舍不开救国，救国离不开人物。而近代则是爱国主义从古向今过度的一个时代，爱国从忠于民族到真正忠于天下，不断认识世界，革新思想，抵抗外侮，不断有近代人为大我舍小我，成为不朽的灵魂，而这种灵魂又影响下一代人再去抛头颅撒热血，以致近代爱国人士源源不绝。
七、为理想社会的拼搏引领了一代人
越是束缚人性的社会，越能激发人的潜在的自由思想。如乌托邦主义就是中世纪阴霾散去后方才绽放光芒。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也希望建立一个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理想社会。为此理想社会，受千年封建压迫的中国在近代不断出现为此奋斗的仁人志士。
八、阶级派别的递进性使人物不断涌现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近代国家变革具有阶级派别递进性，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地主阶级腐败，农民阶级落后，继而资产阶级改良派成为变革国家的主导，而其局限性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的原因之一，而资产阶级亦有其局限性与软弱性，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阶级递进性不断催生出一系列仁人志士，同时在递进的过程中又有不少枭雄诞生，但在中国统一的大局中，他们毕竟只是昙花一现。
九、乱世的复杂性与对和平的渴望
乱世促使救世人才的爆发性增长。自古以来，乱世是人才最多的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于先秦，东汉末年却英雄辈出，魏晋南北朝三教九流各放异彩，而近代则不断出现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割据一方的军阀枭雄，影响当代的革命领袖。近代的确是一个面临内忧外患的乱世，而各阶层人物各有生存之道，也各有治世与乱世的独到思想，于是焉，各方人物各显神通。
十、文明的交汇期，人物的繁衍期
近代是古中国文化与先进西方文明相冲击的时代，儒学中尊重儒士的风气依旧存在，于是便有章太炎敢摇扇坠怒骂袁世凯，梁启超敢入军营行谈判。中华文化中重文轻武的礼节依旧存在，这种传统风气是促使仁人志士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
时代造就人物，而历史根性亦为造就人物奠定基础。人物辈出的时代定有规律，这种规律在今天人有借鉴之处。而纵观近代史，感慨那些人物，但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他们的出世则需时代的惊天一变。近代史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诸多仁人志士，人杰枭雄因这个时代而绽放光芒。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的发展，以及历史的影响决定了他们的非凡。
参考文献
【1】《中国的品格》楼宇烈著
【2】《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美】杜赞奇著
【3】《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英】方德万著
【4】《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5】《中华民国史史料》季啸风、沈友兰主著
【6】《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萧致治著
【7】《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费正清著
【8】《民国人物列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9】《寻辛亥革命之路》刘建强罗歆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