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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关爱女性健康标语范文(通用8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农村文化程度较低、思想观念陈旧的妇女,仍然坚守“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封建思想,安于现状,不善于学习,对政策的知晓程度低,主动参与政府、妇女组织及社会扶贫项目的积极性不高。部分罹患重大疾病的妇女,对生活丧失信心,拒绝与外界沟通。更有甚者存在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思想,依赖政府救济,“等、靠、要”的懒惰情绪作祟。
这些负面情绪不仅是导致女性贫困的原因,也是阻碍女性脱贫的绊脚石。女性如果不能有自我脱贫的意识,就等于没有迈出脱贫的第一步,会继续沦陷在贫困的怪圈当中。事实上,理论界关注主观贫困为时已久。王小林等研究发现:农村、女性、高龄老年人的主观福利贫困发生率最高,并建议政府在扶贫工作中更加关注这些群体。
但是综观主观贫困的研究成果,其更侧重于关注贫困的主观认知而非致贫的主观因素。关于贫困者的福利依赖问题,理论界也日益重视,组织社会学者李棉管分析了福利依赖产生的主要条件,并从福利替代率与制度惰性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王增文的研究发现,我国社会救助制度自实施以来,贫困恶性循环的状况并没被遏制,而且还出现了福利依赖现象,并从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角度,提出走出福利依赖的建议。也有学者认为,以往的研究是从外部因素解释贫困的原因,很少从贫困主体的行为进行研究,但事实上很多田野调查和实验表明贫困人群的决策和行为缺乏效率。
虽然这些研究发现对解释女性受主观因素难以摆脱贫困的束缚适用且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专门针对女性展开相应的研究。
缺少女性贫困的性别统计
目前,在公布的统计数据中,也没有分性别的贫困人口数据。只能根据贫困家庭的人口性别比例估算得出,导致大量贫困妇女没有被统计到。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女性贫困的意识较为淡薄,没有对贫困的性别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会影响到女性扶贫政策的制定以及减贫效果的评估。
事实上,我国现行的统计制度下性别统计还非常薄弱,郑晓瑛指出,我国的性别统计还存在很大的缺口,致使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性别问题不易被发现,建议通过性别统计的专项调查或在人口普查中增加更多有关性别的统计。近年来,《中国妇女报》刊发了多篇呼吁加强性别统计的文章。而从当前现实情况来看,如果从完善统计制度的角度推动性别统计尚需时日,那么从精准扶贫的角度,对女性贫困的性别统计已然迫在眉睫,因为只有准确掌握女性贫困的相关统计信息,才能做出科学的反贫困决策并付诸实施。
对女性可行能力的隐性剥夺
女性可行能力被剥夺,首先体现在教育上。根据2012年的统计,在职业中学中,女性比例明显低于男性,技工学校中女生更是不足30%。这侧面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对女性需求的疲软,很多取得经济收入的机会从来就不属于女性,而社会和家庭对女性家庭劳动经济价值的否定,加之经济地位决定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传统认知,最终导致对女性的社会排斥,使之陷入贫困。
从我国目前来看,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仍然存在且出现隐性化趋势。黄娟研究发现,我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遭遇的性别歧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就业机会中的性别歧视、职业待遇的性别歧视、发展机会的性别歧视。刘婷婷借鉴建构主义理论对中国女性就业性别歧视现象的产生和再生产过程对其进行分析,认为女性针对就业性别歧视的消极回应对女性不平等地位再生产过程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得女性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目前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就业性别歧视或将加剧。可见,性别歧视的存在显然对解决女性贫困问题是非常不利的。
具体政策执行的疏漏
一些针对女性的政策,比如小额信贷,初衷是助力贫困妇女创业脱贫,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为了降低管理成本,一些地区还款次数从一年24次,降低为10次；贷款审核条件也不断放松,取消了担保机构的审查,导致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冒用妇女的名义进行贷款,并恶意拖欠,不仅加大了财政的负担,更使一些有真正需求的贫困妇女贷不到款。更有甚者,一些地区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男性也可以获得此种优惠贷款。政策执行的走样,导致大量贫困女性失去被救助的机会,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进一步减少女性贫困的政策建议
通过宣传发动提高女性自主脱贫意识
美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刘易斯曾指出:“贫困文化对穷人的影响,表现为知识贫乏,生活无计划,意识到地位低下并接受这一事实,有自暴自弃或自毁的倾向。”农村贫困女性要想真正摆脱贫困的状态,就要转变传统的性别观念,树立男女平等的性别文化观。
首先,贫困地区要在妇女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宣传脱贫攻坚各项惠民政策,宣传各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点举措和任务要求,使广大妇女正确理解党和政府扶贫开发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坚定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信心和决心。
其次,教育和引导贫困妇女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克服“等、靠、要”思想,激发贫困妇女求富裕求发展的内生动力。大力宣传妇女依靠自力更生、辛勤劳动、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用典型事例带动更多贫困妇女实干兴家、发展立家,改变贫困面貌。
最后,通过动员妇女积极参与种养业、传统手工业、乡村旅游、家政服务和农村电商等产业脱贫,提高妇女精准脱贫的参与率。
切实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女性因生儿育女导致的在就业市场中的劣势,必须通过法律的途径加以修正。当前的“不能辞退孕期妇女”等政策对妇女的保护作用非常有限,而且还会因为这一保护措施导致企业不愿意雇佣女性劳动者。因此,需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首先,要提高对贫困女性经济救助的额度,在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中体现出对女性保护的侧重。
其次,在相关法律中切实保护妇女权益。通过劳动法的修订,规定各单位女性从业人员的比例和应该享受的待遇；通过婚姻法的修订,加强妇女的家庭地位,在财产分配上充分考虑到女性从事家务劳动和生儿育女的付出,不能简单以婚前财产等盲目客观生硬的法律条文将婚姻变成单一的经济问题,必须将女性生育给自身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都纳入法律的设计中。在离婚诉讼中,应有专项对女性生育的赔付。
最后,强化劳动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各类法律之间的衔接和联系,着力解决关系妇女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努力实现妇女生存环境优化、身心健康发展。
通过技术培训实现针对贫困妇女的产业扶贫
女性掌握科学技术是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对此,政府需保障贫困妇女平等接受教育培训,平等享有普惠性政策资源。对农村留守妇女,尤其是困难地区留守妇女的脱贫,可以借鉴绵阳市北川县的扶贫经验。
首先,通过举办农村妇女实用技术培训班,如生猪养殖、网箱养鱼、水果种植、蔬菜种植、药材种植,提高妇女文化素质和创业技能,普及农业实用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收入,实现妇女居家脱贫致富。
其次,结合女性的特点,发展妇女手工,组织贫困妇女巧手脱贫。要结合当地实际,突出区域特点、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质,引导贫困妇女宜绣则绣,宜剪则剪,宜编则编,依靠妇女手工增加经济收入。
最后,各级政府一方面要为妇女技术培训提供资金的支持,一方面要为妇女创业提供优惠条件,各地妇联组织要主动与相关企业联系,采取“公司协会农户”的方式,形成集培训、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妇女创业产业链。重点发展一批妇女创业龙头企业,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引领带动更多贫困妇女实现灵活就业、脱贫致富。
以小额信贷助力女性脱贫致富
首先,努力推动降低小额信贷的政策门槛,帮助有创业意愿的贫困妇女解决资金困难,将小额信贷担保财政贴息政策重点向贫困地区的贫困妇女倾斜。
其次,通过“女能人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妇女”等方式,帮助贫困妇女采用带资入股、参股分红或就业分红来增加收入,提高小额信贷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力争通过金融扶持实现创业一人、脱贫一户。
再次,加强小额信贷工作的资金管理工作,进一步明确给予财政贴息的小额担保贷款范围,严格借款人资格审查,做到不遗漏不虚增,增强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和扶贫小额信贷政策的叠加效应,提高贫困妇女贷款的可获得性。
最后,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担保基金的筹集责任,建立担保基金专户,没有建立担保基金的县市区,不得发放给予财政贴息的小额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运作方式仅限于委托当地担保机构运作管理,或者将担保基金专户存入同级财政指定的商业银行,并签订协议,由经办银行按照规定发放贷款和承担风险。
摘要:《儒林外史》在刻画男性士子形象的同时,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本文试从人物身份、行为方式和观念等方面把书中的女性分为四类:母亲形象、妻妾形象、妓女形象和“才女”形象,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从传统文化和女性自身独特心理等角度对她们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几类女性形象的成因。
关键词:女性形象中国传统女教社会思潮
《儒林外史》是一部把男性士子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的伟大作品,真实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同时,这也是一部极写女性的伟大作品。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没有独立地位。尤其是在封建末世的清朝,即使是具有话语权的男性士子,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下,其心灵早已极度扭曲,而在封建礼教箝制下的广大女性的处境就更为复杂了。作者对这些女性人物并非重点铺写,也并没有着意为之,却更加真实自然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本文从人物的身份、行为方式和观念等方面把书中的女性分为四类:母亲形象、妻妾形象、妓女形象和“才女”形象等,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从传统文化和女性自身独特心理等角度对她们进行分析,进而探讨这些女性形象的形成原因及其对当代人的启示。
一、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形象
“女性的一切权利之中,最大的一项便是做母亲。”[1]《儒林外史》中描写的母亲们,不管处于什么阶层、是什么子女的母亲,都具有脱离所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观念,没有功利心,只有终极的人性关怀,一切只为了儿女的生活和生命:从具有人格独立性的王冕的母亲,到醉心科举、追求功名富贵的范进、匡超人的母亲,再到王三姑娘的母亲,无不如此。
当王冕要出去躲避,却又担心母亲时,王母就用身体健康、不缺钱花来支持儿子,此时的王母很坚强;但在分离时,又免不了“母子洒泪分手”。对待功名富贵,王母认为:“……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不要出去做官。”王母并非圣贤,她之所以这样想只是出于为儿子的平安和幸福考虑。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位母亲,王冕才能始终具有独立的人格。范进的母亲在儿子中举发疯时,就哭道:“怎生这样命苦的事,中了一个甚么举人,就得了这个拙病,这一疯了,几时才得好?”在亲家要给范进治病时,她又赶出来说:“亲家,你只可吓唬他一吓唬,却不要把他打伤了!”这时的范母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匡超人的母亲见到儿子先“捏一捏他身上,见他穿着极厚的棉袄,方才放下心”,接着又说:“若做了官就不得见面,这官就不做他也罢!”对匡母来说,最大的幸福是能常常见到自己的儿子。王三姑娘的母亲得知女儿要殉夫时,就“伤心惨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得知女儿饿死了之后,就“哭死了过去,灌醒回来,大哭不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2]母亲赋予女儿以生命,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饿死。王三姑娘的母亲虽不懂礼,但却最懂人性。她们之中虽然也有自身犯糊涂的,如范进的母亲,但作为母亲,她们是完美的。中国传统女教的“贤妻良母”原则是在“男尊女卑”的背景下提出的,以损害女性利益为代价,但去掉“贤妻”,单从“良母”这一点说,女性之为母亲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闪耀着永恒的人性光辉。
二、形形色色的妻妾形象
在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妻妾是女性的重要角色之一。《儒林外史》在不经意中写了不少妻妾,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女性的生活处境,展现出那一时代人们的两性观。“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3]作为“人伦之始”的夫妇关系是封建社会秩序的基础,妻承担了维系这一社会秩序的重要责任。妾比妻地位更低一等,对夫要绝对服从,对妻也要服从。妻妾们在从夫的前提下,不是相互团结,而是相互争斗,以在极小的圈子里实现自己最大的利益,尤其是地位更低的妾妇们,她们为了能成为妻、“太太”,费尽了心机。《儒林外史》就描写了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妻妾形象,比较正面的有杜少卿、庄尚志的娘子,中性的有严监生的妻妾,反面的有王太太等。
杜、庄的娘子是正面的妻子形象,书中多次写到她们的笑,这是夫妻和睦的例证,但却给人留下了遗憾。杜少卿告诉了娘子路上没有盘缠的笑话,“娘子听了也笑”;朝廷让杜少卿做官,他不去,“娘子笑道:‘朝廷让你去做官,你为甚么装病不去?’”庄尚志在面见皇上回家后,“笑道:‘我说多则三个月,少则两个月便回来,今日如何?我不说谎么?娘子也笑了。”这些笑表面上看起来是夫妻间理解的笑,然“妻者,齐也,与夫齐体”(《白虎通义》),这些名义上看似平等的夫妻关系也只是男性的话语策略,是杜、庄这些男性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平等对待他们的妻子,相应地,妻子出于理解给了几次笑,但“夫者妻之天”(《仪礼・丧服》),却从更深一层揭示了这些笑的实质。这看似温馨的笑给人以深思:平等只是表面的,她们是不在场的,只是为了衬托丈夫们有多么高大、开明。严监生之妻王氏在面黄肌瘦,走路都怯生生的时候,“还在那里自己装瓜子、剥栗子、办围碟”,也深得严的称赞。王氏在病床上,面对已有儿子的妾赵姨娘的哭啼、苦肉计时,却无可奈何,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被迫答应扶正她。在赵氏拜堂行礼之时,“王氏已发昏过去”,赵氏的催逼加速了王氏的死亡。而赵氏为了爬上正妻的位子,费尽了心机,用小恩小惠收买了王氏舅爷,同时,也深知严监生的性情(寿终之时只有她能明白他的心思)。然而当她面对更强势的来争家产的大伯子严贡生时却几乎无法应对,此时,她只是一个可怜、卑微的女性。她是古代所有妾妇们的化身,也是女性艰难挣扎为求得更高地位的典型。鲍廷玺的妻子王太太是一个“绝妙”的女性,从“王太太”这一贯穿全书的称呼,便可看出作者的讽刺意味,她已是鲍氏娘子了,却一直沉浸在“王太太”的角色之中。她三次嫁人,一直在挣扎、在努力,想做一个“太太”。她只是有一个梦而已,但这个梦却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只因为她的出身,更因为那个社会、那种文化及其影响下的病态人生,男性士子尚不能圆梦,更何况处于更下层的女性了。
从杜、庄之妻到严监生之妻妾再到王太太,她们都没有真正的主体意识,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女性之为人的自我意识,只是在夫权社会的夹缝里求生存。这种主体意识、自我意识的缺失是由男女不平等造成的,“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4]传统女教形成之初,就用“乾为纲,坤为从”来说明男尊女卑是合乎天理的,此后这一思想就一直禁锢、挟制着女性的思想和行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她们长期处于“失语”状态。
三、以色相为食的妓女形象
以色相为食的女性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畸形、病态的群体,尤其在八股取士已扭曲了男性心灵的封建末世,她们从肉体到精神所受的奴役也更深。从以色骗财的河伯妇,到下等妓女细、顺姑娘,再到较高等的妓女聘娘,每个人都是可怜、悲惨的。
凤四老爹惩罚的船上少妇是一个靠色相勾引客人从而骗钱养家的妇女,她的行为既可恨又让人同情。当她知道自己也上当受骗后,就哀告:“你放了我,任凭甚东西,我都还你就是了。”起来时,“连裤子也没有了”,“众人看着那妇人穿了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衣服,是对妇人的莫大侮辱,她只是迫于生计才这样做,从肉体到精神,都受到男性群体的戕害。细、顺姑娘是下等妓女,她们所接待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汤六老爷的衣着打扮着实让人恶心,但细、顺两姑娘听他说到科场,就如同见了官老爷一般的敬重和害怕。两位姑娘面对心灵极度扭曲的嫖客,却充满了敬意,在最卑微的科场失败的男性士子面前,耍痴耍呆,不惜使出千般娇媚。聘娘是作者着墨最多的妓女形象,她才貌俱佳,且最喜欢相与官,认为“人生在世上,只要生得好,那在乎贵贱!”她自恃有几分颜色,便希望通过陈四爷的做官,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在与陈四爷共眠时,还在做着官太太的梦。聘娘病了,“看见陈木楠,含着一双泪眼,总不则声”,她心里很清楚自己是因为官太太的梦才病的,但却始终没有盼来陈四爷的做官,她的官太太梦彻底破灭了,最后出家为尼。
这些女性和那一时代的大多数男性士子一样存有对功名富贵的热切向往。妓女们处在女性的最底层,也是社会的最下层,在身体上,她们备受凌辱;在精神上,不但受到男性群体的玩弄(如船上河伯妇),而且深受男性价值观的摧残。八股取士作为男性价值观已经扭曲了士子的灵魂,此价值观再进而波及到普通女性身上,尤其是妓女身上,使得违背大众价值观的妓女对功名如此痴迷,就更让人感到沉重和悲哀了。
四、不同选择的“才女”形象
宗法制的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很简单:要么遵从社会规定,成为合乎规范的女性;要么就活得像男人一样,成为“伪男性”。想成为一个既不符合当时社会规范,又不同于男性的具有主体意识的女性,是非常艰辛的。鲁小姐恨自己不是男性,想像男性一样生存,她的理想终究幻灭,不得不把理想寄托于丈夫甚至下一代;沈琼枝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性,她身上闪耀着女性自我意识的光辉。
鲁小姐聪明貌美,是个“才女”,其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天天研读八股文,在新婚之夜也不忘出八股文三难新郎。她认为“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她治家井井有条,教子可谓有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女子有才便是德”在她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出嫁前,她和广大的士子一样做八股文,徒有才情,却无用武之地;出嫁后,先是指望丈夫考个举业,好“妻以夫贵”,梦想破灭后,又把全部心思倾注在儿子身上,希望能“母以子贵”。鲁小姐是八股文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她的迂腐继续戕害着下一代。她是无辜的,更是不幸的:既没有其他女子的悠闲嬉戏,也不能考取功名。鲁小姐试图走一条“花木兰”式的道路,但在那个时代却走不通,只是一个既可笑又可悲的形象。
沈琼枝是书中最具个性的女性,她的行为、才情让人耳目一新。当沈琼枝知道自己因受骗而要嫁给盐商为妾后,她随机应变,卷了财物,溜之大吉,有奇侠女子的作风。之后,她到南京卖诗文,刺绣,开始了自己赚钱的生活。当被人误会是暗门子时,她不卑不亢,打骂出手;她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烧香。遇到杜少卿后,得知杜娘子在南京,她才依封建礼节去拜访他,她和盐商的官司也是在一个赏识她的知县的帮助下才得以解决。沈琼枝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行事,敢于和盐商做抗争,她的行为已超出了同时代的男性。同时,她又恪守着封建礼节,同房主人娘子烧香、依礼拜访杜少卿等,她仍然生活在封建礼教的牢笼中。
在封建男权秩序下,她们除了做合乎规范的女性,只能做“伪男性”,或者另辟新路,做既脱离传统规定又拥有自我意识的“新女性”,后者每走出一步都非常不易。鲁小姐走的是前一条道路,但没能走通;沈琼枝走的是后一条路,没有先例,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但每跨出一步都是伟大的。明清之时,妇女解放思潮开始出现,但也只局限于纲常上的批判,并不彻底,具有时代的局限性。
在形形色色的士子中间,《儒林外史》中点缀着这样一些女性,她们绝非若有若无:“在这部社会戏剧中,妇女是一群十分重要的人物。虽然她们人数甚少,但这一群经过选择的女性形象却组成了一个变化多姿的中国女性的画廊。”[5]有母亲、妻妾、妓女、“才女”,还有本文未论及的节妇、烈妇以及婢女、老妪等等。我们试图从她们的生活中找出一些她们自己的想法和思想,但答案却是:传统封建女教是她们的准则,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是她们的价值观,偶有几个别出心裁的(如沈琼枝),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是女性受压制最深的时代,历史上所有对女性的压迫都在这一时代重演。几千年的积淀压抑、箝制着她们的思想和灵魂,尽管也涌现着女性解放的思潮,但数千年的因循并不会轻易改变,直到今天,女性解放仍需要当代人的不断努力。
注释:
[1]林语堂:《轻风茗月品女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2]汪受宽:《孝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3][4]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18页,第614页。
[5]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摘要：《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清前期科举社会士人生活的最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讽刺的主要对象是在科举考试上拼搏失败的江南士人.作者吴敬梓运用写实的手法,描写在科举上失意落魄的人的无奈的精神面貌和艰辛的痛苦的生活,揭露了科举制度是建立在庞大的底层社会及其家庭挣扎在痛苦生活的基础上的.吴敬梓讽刺的是江南士人的十一落魄,抨击的是已经日益腐败的科举体质.
关键词：《儒林外史》；科举制度；清代
《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清前期科举社会士人生活的最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讽刺的主要对象是在科举考试上拼搏失败的江南士人.吴敬梓讽刺的是江南士人的十一落魄,抨击的是已经日益腐败的科举体质.现如今的我们要想完全读懂《儒林外史》,必须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
一、科举制度和《儒林外史》
作者吴敬梓以写实的手法,对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江南士人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以及该时期江南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予以如实的描绘,他所塑造的士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个个都是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人,直至今天还能看到他们的影子.所以,很难以正面和反面角色来区分《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但这些人物,几乎都是围着科举考试转,不管他成功或失败,也不管他本人是否参加过科举考试.比如：（1）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范进、周进等这些人无疑是这类人的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一生沉浸于功名,忍辱屈卑,中举前受尽了世人对他们的调戏和讽刺,他们表现很多荒唐的思想和行为,作者在对他们进行讽刺的同时更多的是同情.（2）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考取功名和荣华富贵对读书人的迫害已经深骨入髓,使人迷失了人的本性.主要包括严贡生、严监生等人,在他们身上深深的浸泡了功名的毒液.作者对这种人进行揭露和批判,除了讽刺、谴责,更主要的是憎恶.（3）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这种人是一群科举制度的傀儡,他们科场失意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仕途的失败,他们为了弥补自己内心深处那份所谓的自尊,个个装腔作势,彼此之间互相吹嘘,自己那所谓的功名,淡漠富贵,骨子里却对功名富贵念念不忘,恋恋不舍.这类人物的主要代表有：“高士”娄三、娄四公子为盟主的杨执中、权勿用、牛布衣、张铁臂等.“定梨园榜的名士”杜慎卿、季苇萧、郭铁笔、萧金铱等和“斗方诗人”景兰江、支剑锋、赵雪斋、浦墨卿、匡超人等.（4）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砾柱：这类人主要有作者心目中的真贤人物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迟衡山和江湖奇才王冕、季遇年、刑元等为代表.
二、科举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1.科举对迂儒士子的影响
作者针对周进、范进等人物通过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性格特点、地位、言语等多个方面进行不同层次的分析,得了他们共同一个特征：愚昧腐朽的思想、贫乏的知识储备、扭曲而且腐朽的灵魂.使他们成为的迂儒士子的忠实代表.
《儒林外史》主要描述的是指在清代,社会中读书人的一种精神追求和生活状态.清代的统治者用所谓的程朱理学作为宗教信条来束缚人们的思想,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来指引知识分子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屈服和服务于统治者,强化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因此,八股作文把这一目的更为固化了.
迂儒士子们为了通过科举考取功名,严格地遵照八股考试的内容“认真学习”,从来没有过一次自己的思考和思想.八股科举撑控着这些士子们的贫穷和富有乃至生死,它使人麻木、痴迷,甚至于八股科举考试使士子已经走火入魔,就连在给八股文做批语时,也得摘取的是朱熹的话,不敢有一丝毫的逾越和改变.迂腐和固定的思想早已深深的埋入人们的思想,可怜、可悲、可恨.
思想的迂腐根源绝不止八股科举取士制度,封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禁锢人自由思想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上的专制造就了一批这样的文人.这些人尽管长期“浸泡在”迂腐的科举考试和黑暗的封建的社会中被百般的折磨,却也是值得同情的.
2、科举制度对古代社会积极的影响
（1）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科举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以往的世袭制和权贵制的弊端,不再把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作为选拔人才标准,而是以考试成绩作为选拔标准,为社会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的稳定发展.
（2）科举制度的建立,为封建国家服务的各阶官吏和优秀人才,使得广大的读书人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的统治政权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政权的社会基础更为扩大,稳定了社会的发展.
（3）教育机构广泛设立,这大大激发了中下层阶级的积极进仕的精神,和此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大力发展.致使社会民众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4）之前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传统人事选拔人才的方式,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科举制度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官僚贵族世家对政治的垄断,是我国选官制度一个直接有力的全面改革.它有效的弥补了人才选拔制度的不足,改善了封建社会的吏治状况
（5）维持中华文化传承的命脉,增强了传统思想文化的向心力
3.科举制度对古代社会消极的影响
（1）科举考试内容没有按照时代的发展而来,虽然考试主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是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科举制度下的学习内容就显得更加陈旧和落后,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
（2）在清代科举制度的影响下,读书入仕做官成了知识分子学习唯一的目标和追求,也是社会的中底层阶级改变命运唯一的途径.因此,士子们往往穷其毕生精力以求取功名.
但是在科举的种种和层层中,能金榜题名者少之甚少,士人遭受精神摧残,人格破损萎缩名落孙山者却占居多数,许多人最终老死科场.
（3）士人成为封建社会一个寄生阶层、特权阶层.
从《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封建专制的科举制度中的知识分子人生选择造成的命运结果.作者通过对八股取士淋漓尽致的描写,从经历和人生态度对比,试图为广大知识分子找到人生的新的方向.从《儒林外史》来看科举制度,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认知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一个层面是我们对于《儒林外史》的阅读角度的不同,所得出的感悟也就有所不同,另一个层面它所蕴含的思想对死板和科举考试的人来说是深深的讽刺,对于《儒林外史》的研究,主题是以批判的科举制度为主,他所呈现的思想内容也是层出不穷.所产生的观点也就势必会对科举制度的评价有不同的看法.就作者吴敬梓本人来说,从小便出生在一个科举世家之中,针对功名富贵的热情追求也曾是深深的向往,而且还在弱冠之年曾考得中过秀才,但却是从未拿过个状元,他也是作为一个落榜者,对科举制度自然而然的萌生一种愤怒的情怀.因而在在作者的创作中也大多是以批判性来判断科举制的好坏.看似对现实进行真实的描述,却透露着对腐朽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严厉的批判.
参考文献：
[1]杨茜.〈儒林外史〉和科举制度研究[D].陕西理工学院,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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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201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
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上午，县领导谢振华、周艳希、周贤、谭何龙一行与我县优秀女性人才座谈，了解我县女性人才基本现状，探讨新常态下女性人才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广泛听取吸纳好的意见和建议，为我县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持。
会上，县妇联负责人作女性人才工作汇报。与会的新型职业女农民、村（社区）女性一把手、女企业主、党政女干部代表们等纷纷发言。大家表示，将立足岗位、爱岗敬业、不断学习、提升素质。同时，大家还就培养使用女干部、女性如何发挥自身优势等问题建言献策。
县委书记谢振华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不时插话与大家进行交流。谢振华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巾帼亦有须眉志，要在推动建设、加快发展中主动作为。要在立足本职中积极作为；要在创业创优中主动作为；要在与时俱进中创新作为。二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要在弘扬美德、促进和谐中尽展风采。要大力弘扬家庭美德；要主动促进社会和谐；要积极传播文明新风。三是众人拾柴火焰高，要在创优环境、合力共为中担起责任。妇联组织要拓展服务妇女事业的平台；全县的妇女同胞要争当知性优雅的现代女性；全社会要形成共同支持的良好氛围。谢振华还送给了女性同胞们三句话：在家是一棵树，为家庭尊老爱幼遮风避雨；在岗位是一堵墙，独挡一面，撑起一片天；在外是一面旗帜，永远崇尚、追求、彰显真善美。
据统计，我县共有女干部1637人，占干部总数的24.3%；科级以上女干部245人，占比14.5%。近年来，我县组织15名女干部上下交流挂职锻炼，促进女干部全面成长。同时，我县开展种养殖、家政服务等实用技术培训班140多期，7000 多名妇女掌握新技能。女性就业人员达28万人，占就业人员的46.1%。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妇女占总人数的70%，是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完）
一、20世纪至今中国女性地位的三个阶段
1、改革开放前或老年人
1978年前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半个多世纪却没有给中国女性带来实质性的或者现实层面的重大变化，这一时期的中国女性现都已步入老年。女性地位的提高虽在明清已常被文人、思想家提出，但现实中，女性仍受到封建礼教、男尊女卑思想的残酷压迫。20世纪初，随着清政府的灭亡和西方思想的传入，中国展开一场影响巨大的新文化运动，其中固然提到新道德、女性独立，但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救国救种是第一要务，女性地位必然提不到日程上去；再者，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和接受者，大都是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固然有出走的娜拉，可整个社会大体上还是被落后封建的女性观念所统治。辛亥革命失败后，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社会长期混乱动荡，中国人为民族为民主奋斗，女性问题没有大的突破。1949年以后，新生的社会主义陷入西方世界的封锁和自身的种种难题，思想统一，政治集权，这种环境下女性问题依然是被忽视的角落。
这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主题围绕在政治、经济问题上，女性依然处于依附男性，依附家庭的状况，她们受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约束，大部分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只能依靠男性，忍受着夫家的奴役，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和附属品。
2、改革开放或中年女性
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真正走向世界，走向富强。当中国终于有勇气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女性的地位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这二十年发展的印迹深深地体现在如今已人到中年的中国女性身上。这一时期中国各方面开始接受西方世界的冲击，传统观念遭到致命的破坏，女性解放和独立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女性开始走向社会。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传统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作用。如今处于中年的女性，在她们10岁左右的年纪，经历了社会风气的巨变。但一种观念的变化往往是曲折而缓慢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少女从小以嫁人为目的进行培养，封建礼教余风未远；在她们风华正茂，刚刚踏入夫家的时候，社会风气开始了越来越猛烈的变化，新的女性观逐渐发生影响。
这种情形下的女性，大多矛盾性和两面性，一方面，她们相夫教子，尽传统妻子和母亲的义务，为家庭、子女宁愿放弃自身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她们对家庭暴力、不公平待遇愤恨不平，开始抗争。她们还不能接受社会对离婚妇女的不公看待，但忍无可忍时开始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她们身上深深地体现着社会转型时期思想观念的过渡性。
3、21世纪或80后
改革开放对于长于斯的女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对于生于斯的中国女性就具有了更强烈更彻底的影响。“80后”这个词语的出现意味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中国现代社会的重大作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中国人，从小便受到与上辈差距甚大的教育，社会给予他们新的起点。80年代的中国注定孕育一批新人类，在男女平等大旗下长大的女性注定踏上一条不同的路。“80后”女性不用上女校，她们跟男孩子一起长大，接受一样的教育，大都拥有自己的工作、事业，以自己的能力体现价值，自强自立，可以不再依靠男性，在社会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说话有了底气。21世纪的中国女性在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当然，这样的划分显得机械割裂，社会的发展是渐变的，重大的历史变化一定是以长期的积蓄和酝酿作基础，女性地位的变化也不是一夕之间就能产生的，以上三个阶段的划分是为了使问题具有代表性，便于分析。
二、女性地位发展变化的原因
1、两性观念的变化
20世纪初的中国延续着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社会是男人的社会，女性没有施展才华的空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是男人的附庸，是宗法制社会的劣势群体，女人的作用在相夫教子、妇德妇容，女性地位毫无疑问处于男性之下。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西方自由平等观念涌入，女性意识觉醒，地位慢慢提高。新文化运动和改革开放是促使女性地位提高的两个重要推动力。
2、物质基础的变化
传统中国家庭中，女性是全职主妇。用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来推断，女性没有收入来源，是她们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夫荣妻贵，离开了男人就活不下去的女人，注定受到男权的束缚，一切都要靠男人来保障。新文化运动倡导女性走出家庭，改革开放让女性走上社会舞台，女人向世界证明，自己也是家庭的贡献者，是社会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中国人说“财大气粗”，有了物质的保障，女性可以不依靠男性的供养，不必再接受男权社会无理的要求。工作，让女性体现出自我价值，获得自己的生活，朋友、事业、金钱，女人不比男人少了哪一样，这让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
3、性观念的逐渐开放
封建的中国社会，忠贞是女人最起码，也是专属女人的操守。在家守贞，出嫁守节，丈夫死去的女人还要忍受孤寂枯槁的一生，失贞是女人最大的罪恶，数不清的贞节牌坊诉说着多少女人的血泪史；与此同时，男人却可以花天酒地，三妻四妾，男人的不忠是社会允许甚至赞许的行为。
20世纪的中国，再嫁、离婚逐渐被社会习俗接受、被法律保护，女性逐渐可以掌控自己的身体，选择自己的归宿。“性”不再那么讳莫如深，明明是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问题却好像不存在一样。随着性观念的开放，女性权益受到越来越大的保护。
三、中国女性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虽然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但这对一种思想或者观念的彻底改变并不足够。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女性受到物种的奴役。从青春期到绝经期，女人整个机体适应着卵子的需要，受着月经、妊娠、分娩、哺育幼儿的折磨；女人还有多种第二性征，她们比男人矮、轻、骨骼纤细、肌肉力小、易患病、容易激动、不稳定。“但是实际上社会不是物种，因为物种是通过社会取得生存地位的”，社会形成了不利于女性的习俗，物种在习俗的限定下成为女人的劣势。在物种和以社会精神、经济为基础形成的习俗的共同作用下，女人的弱势成为必然。纵然在现代社会中，中国社会快速发展，但女性观念也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方面，传统的女性思想仍然有着它丝丝缕缕的影响，爱情、婚姻中男人的出轨总是比女人更容易得到原谅，女人应该服从的话语仍然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不绝于耳。另一方面，经济的过快发展，价值观的快速变化，金钱成为社会的最高导向，“宁可在宝马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不少女人宁愿去“傍大款”，做有经济保障却得不到爱的“二奶”“三奶”，也不愿用自己的努力换得财富，寻找真正的爱情和婚姻，这表面上看是西方拜金主义的影响，其实还是女性地位没有提高的表现，男性仍把自己看作施舍的上帝，把女人看作面子和财富的象征，更可怕的是女人自己把自己看得低贱，心甘情愿用身体、用感情甚至自由来换取衣食无忧，笑贫不笑娼，女性仍然处于束缚和依附的地位。
男女平等必须建立在承认性别差异，尊重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如果女人可以摆脱“物种的奴役”，物种的延续变得可选择，如果家庭主妇只是作为一种根据个人喜好选择的职业，女人的柔弱不再成为受到暴力威胁的原因，女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女性地位才能不再被提起。
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是关注弱势群体，即关注处于贫困地区及下岗的人群。贫困问题大大地阻碍了可持续发展的进程。贫困的本质是人本身的贫困。可以说贫困中低的人力资本的形成、低水平的人文发展会直接导致不可持续发展。在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中有60％的是妇女和儿童，其中大部分的基本素质都较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脱贫工作。我们要关注和探讨作为人类的一半的妇女包括由妇女构成的最贫困的群体的发展和进步。
一、人口素质低下――贫困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贫困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贫困不是指那种有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造成的短期或个别现象。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论及贫困产生的原因，逐渐形成了包括人口压力论、环境条件恶化论、自然资源贫乏论、政策不公论、资源短缺论等等。基于此认识，在扶贫对策上提出三种主张：一是加大扶贫投资力度；二是进行开发性移民，以解决贫困地区人口压力、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的问题；三是调整国家政策，变向东部倾斜为东西协调发展。这些扶贫政策对缓解贫困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理论都侧重于强调形成贫困的外部原因，而对贫困形成的深层次的原因――人口素质低下的探讨不够，以致于所提出的扶贫对策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消除贫困的作用。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口素质低下是改革贫困落后的最大阻力。
二、女性贫困人口素质低下的原因分析
(一)封建的生育文化
生育文化通常是指人们对生育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包括生育动机、目的及其对子女数量、子女质量的期望和偏好等主要内容，也包括婚育繁衍等方面形成的种族观念、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等等。生育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生育文化直接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
目前，在我国广大的农村人们以多生为目的，重视人口数量，忽视人口质量。“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男尊女悲”等思想还很盛行，这种落后的生育文化直接导致了区域人口膨胀，素质难以提高，过多的人口以及较低的人口素质，导致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过度开垦，使生态环境恶化；在劳动生产率较低的条件下，人均收入下降，陷入贫困，贫困又使落后的生育观念难以改变，从而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多胎生育和因贫困产生的生理和心理的压力使女性饱受痛苦。加上封建的生育文化中隐藏的歧视妇女、崇尚夫权又给妇女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
(二)落后的教育水平
1、社会投入不足。中国的教育经费支出占GNP的比重是比较低的。国际经验表明，教育投资增长要快于国民收入增长。教育投入一般要占GNP的6％以上。中国对女性的教育投入不足，贫困地区的女性受益更少。有资料表明：从1952年到1990年四十年间，男性接受大专教育的机会是女性的2．7倍；接受中等程度教育的机会是女性的1．9倍；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是女性的1．5倍。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男女受教育的权利平等，但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女性，主要是广大贫困地区的女性没有受惠于这种投资。
2、女童失学率高。贫困地区人均收入低，生活艰苦，来自家庭的教育投资非常有限。当家庭有困难时首先投资于男孩上学，当家庭缺劳动力时首先考虑是让女孩回家干活。每年100万失学儿童中，70％的女童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因失学而造成低素质的女性又正是未来贫困人口的主体。这种现象与其母亲受的教育程度低、素质低、思想观念保守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一现象的持续发展造成了贫困人口由物质贫困到精神贫困再到物质贫困的恶性循环，继而使女性素质越来越低。
(三)不良的健康状况
影响贫困地区女性健康的要素有：1、自然环境因素。地矿辐射、缺碘，饮用水不符合国家标准等生存环境的恶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口质量。2、贫困人口的换亲、娃娃亲，买卖婚姻大量存在，使得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更加低劣，一旦造成弱智又会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3、素质和卫生保健因素。一般来讲，文化素质是与健康状况呈正比相关关系的，较高文化素质的妇女具有较好的健康保健意识。贫困地区因为缺乏医疗机构、先进的检测设备及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使得贫困地区妇女的健康状态还没有得到根本好转。4、生活质量因素。农民家庭营养状况、饮食结构、住房质量、消费结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女性健康状况。
三、提高贫困地区女性脱贫能力的措施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到：如果不对穷人的人力资本做较大的投资，那么从长远来看，减轻贫困的努力不太可能取得成功。因此我们要加强对贫困人口尤其是女性贫困人口的教育投人。提高女性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即提高她们的人口素质。
(--)“治贫先治愚”，加大教育投资力度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直接向贫困地区注入援助资金用于“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农业基础产业。有资料显示：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每年向贫困地区注入40亿元左右的援助经费中，仅有1亿左右用于教育支出。有些地区由于教育经费不足，数个年级才有一个教师，小学生要到数公里以外的地方上学。大多贫困家庭的孩子特别是女孩连小学还难以念完。这种忽视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造成这些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极其低下，从而使脱贫目标无法实现。因此要树立“治贫先治愚”的战略指导思想，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仁)开展专业技能化培讥增加就业机会
中国的女性，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女性，由于素质低下而把大多数的时间放在家务上，这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可以利用现有的各种农业技术学校分批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力争使她们掌握一些专业技能，举办各种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培训。如手工艺品、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加大农业实用技术的宣传，提高女性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情。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乡镇企业，给她们提供就业机会。这样有利于经济收入的提高、人口素质的提高。而人口素质的提高又会带来经济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实现脱贫。
(三)改善女性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
我国多数贫困地区女性的平均身体状况不仅恶劣，而且明显低于本地区的男性。贫困地区的妇女生活较男子更为艰难，有限的家庭食品会首先满足男性的需要，女性的生活质量降至最低，大多成年女子营养不良，不仅体质下降，而且会直接影响子女的发育和健康。改善女性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刻不容缓。
1、政府直接进行干预、援助。和教育经费分配一样，政府的医疗卫生保障费用的支出多惠及城市居民，对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居民的关注严重不足。现行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计划，由于依靠地方筹集资金得以推行，而贫困农村的财政来源十分有限。在广西，有273个镇没有保健中心，占整个自治区总镇数的20％，这些镇大部分是在贫困山区。因此，单靠贫困乡村自身的力量是无法解决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政府必须直接进行干预、援助。要制定科学的贫困人口健康脱贫计划并严格推行。集中人财物，加快贫困地区卫生保健基础建设，培训专门的医务工作者。
2、宣传保健知识。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害羞的封建禁锢，多胎生育，恶劣的卫生条件，使得女性的健康更令人担忧。充分利用墙报、广播和电视等方式进行保健知识的宣传，减少疾病的产生。还可以由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分批到贫困地区义务进行咨询诊疗活动。
3、提高女性贫困人口的精神生活质量。健康不仅仅局限于生理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使贫困地区的女性缺乏独立的人格，思想保守，缺乏自信。没有生活的乐趣，繁忙的劳作使她们连看电视和听收音机的兴趣也没有了。
为了提高贫困地区的女性的精神生活质量，可以从培养她们的智慧和才干人手，增强她们的自信心。举行经常性的民间文艺活动调节人们的生活节奏，如：民歌、剪纸等可以增添她们生活的乐趣，让她们也拥有像都市女性的那种自信、进取、勇敢、竞争的品质，她们精神生活的丰富必将给脱贫工作带来新的希望。
摘要：《儒林外史》作为我国文学史上以讽刺著称的最有名的长篇小说，它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科举边缘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与该书中的文士形象互补，极大地增强了批判力度，她们无论什么身份，都无法与这个社会的主流话语——八股科举割裂。按照她们对科举的态度，可将其分为狂热追逐型与不屑一顾型。
关键词：《儒林外史》；女性形象；八股科举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105-02
《儒林外史》以聊聊三十万字，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封建末世‘士的百科全书’”［1］不论理想的士、实际的士、虚伪的士都一无遗漏地展示在世人面前。然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吴敬梓凭着对尘世的爱与恨，在文中嬉笑怒骂，因而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以“讽刺著称”的最有名的长篇小说，诚如鲁迅先生言其“慼而能谐，婉而多讽”［2］而更为难得的是，作者不仅在文中揭示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戕害，还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科举边缘的女性形象。本文将从《儒林外史》中女性对科举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以及科举制对这些女性性格及命运的影响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全面揭露科举对人性的残害。
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儒林外史》中为数不多但精心挑选的女性按照对科举的态度分为两种：一是狂热追逐型，二是不屑一顾型。
一、对科举狂热追逐
（一）鲁小姐
提到《儒林外史》中对科举制度最为狂热的女子，鲁小姐当仁不让。她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与管教，“读的是《四书》、《五经》”且平生只爱八股文章，然只恨不能做个须眉去科场上与人争个高下，怪不得鲁编修常感叹道“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平生既不能遂愿，便寄希望于丈夫，“料想公孙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个少年进士。”可惜鲁小姐在得知蘧公孙并非自己期待的经世致用之才，且不会做文章时，“愁眉泪眼，长吁短叹”，眼看丈夫不能举业，只能将未圆之梦托付幼子，以期母凭子贵。
多么可敬，多么可笑，多么可悲的女子啊！可敬的是新婚之际不贪恋儿女情长，反而一心读书致学；可笑的是鲁小姐一心想要个“少年进士”，到头来蘧公孙却是个只知吟诵诗赋的假名士；可悲的是幼儿年方四岁，已被潜心做八股的母亲强行读死书，从而剥夺了他本该依偎在父母怀中撒娇玩耍的童年。
（二）专横跋扈王太太
王太太的专横跋扈、撒泼滋事的功夫非一般人可比，可这位王太太“对于个人幸福的追求是严肃的”［3］，她的择偶标准首先“要是个官”，后来得知鲍廷玺只是个“戏班子里管班的”，便“怒气攻心，气成了一个失心疯”，读之令人忍俊不禁。“其实王太太的‘失心疯’，和周进的撞号板、范进的发疯等等精彩结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从不同有角度，以同样的犀利，为我们展示了科举功名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侵蚀和毒害”［4］。女性无法求取功名，只好寄希望于夫君，原来男人想做官，女人们想做官太太，其归根结底是一样的。原来是“社会也被功名富贵之心所浸染，庸俗的污染的事物充斥于生活的各个角落”。［5］
（三）为“伦纪生色”的王三姑娘
不得不说，王三姑娘是个彻底的悲剧人物。“出阁不上一年多”却死了丈夫，为不脱累父母公婆，便想要“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而王三姑娘又偏偏遇上王玉辉这样一个做了三十年秀才，饱读《四书》《五经》，一心想要“青史留名”的父亲，不劝其生，反劝其死，并说“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她本有想死之心得父支持更是坚定，可以说她是间接被礼教与科举害死的。明清两代礼教甚严，“从中引爆出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雷霆
万钧的控诉力量，赤祼祼地封建礼教的残酷和吃人的本质，展示在广大读者面前”［6］所以，王三姑娘的殉节不仅是她自己的选择，更是父亲通过科举习得的礼教使然的。
这类女性对科举功名狂热的程度并不亚于男性，只不过她们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男性身上，她们迷信科举，相信科举会为自己带来功名富贵，只不过最后都只是空欢喜一场，有的甚至为之付出生命，只能让人空嗟叹。
二、对科举功名不屑一顾
不能不说科举制度的毒素已经涌进了当时社会的每个毛孔，使得人们深受其害。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对之产生了顽强的免疫力。
（一）沈琼枝
沈琼枝是《儒林外史》中人性最为高洁、思想最为进步的一个女性形象，作者对其持完全褒扬态度，这在以“讽刺”著称的《儒林外史》中是相当难得的。同是这也正是说明沈琼枝这个人物寄予了作者的****理想，也表达了作者进步的的妇女观。所以可以说“沈琼枝这个艺术形象不是一个干巴巴的雕像，而是寄寓着作者理想的活生生的人。”［7］
沈琼枝的特立独行是从她一出场就表现出来的。当得知盐商宋为富仅仅想把她作为妾而非她期望中的正室，“沈琼枝听见，也不言语，下了轿，一直走到大厅上坐下”，她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决不做地位极低、被人随便戏弄的婢妾，所以她要出走。但怎么走，走到何处是她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因为当时社会肯定容不下她这样一个离经叛道者，且宋为富财大气粗，势力不容小觑，但是想要逃离当下这样一个牢笼，那就什么也顾不得了。于是“将他那房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穿了七条裙子，扮做小老妈的模样，买通了那丫鬟，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沈琼枝真乃大智慧之人，她虽也是饱读诗书之人，但并不迷信古人宁肯饿死街头，也要志洁行廉，她明白生存才是第一要义。到南京之后，更是以“精工顾绣，写扇作诗”为谋生手段。她处处与传统道德价值观唱反调，然而历史的进步需要这样敢于与天下唱反讽的人。
（二）王冕之母
作者以王冕之故事为楔子，“他作为一个楷模，与后来那些无行文人形成鲜明的对比。”［8］王冕身上同样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远离尘世的污浊，埋名隐居。而王冕会有这样的人生选择，和他的母亲也是分不开的。母亲在临终前劝诫王冕，“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业不美。”或许也正是因为母亲这样的劝导，才使得王冕始终能够保持独立的人格。所以这确实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伟大的母亲形象。
因为不在乎科举，所以就不必陷身官场的污浊之中，因此也就能够活得潇洒自在，不必因为官场的是非而患得患失，无法自拔。她们是有智慧的女性，特别是沈琼枝，爆发出了新思想的光芒，她体现了妇女要求地位平等、人格独立的新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进步要求。
三、结语
《儒林外史》中的女性形象与该书中的文士形象互补，极大地增强了其中的批判与讽刺力度。吴敬梓作为一个清醒的观察者向我们展示了封建末期广阔的社会现实，让我们看到了它的腐朽与无可救药，虽历经几百余年，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深刻地感受到它的力量，所以《儒林外史》当之无愧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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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贫困妇女脱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关键抓手。首先从理论层面探究妇女贫困的定义、特征和成因，发现妇女贫困具有脆弱性、代际传递性和思想上的衍生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妇女扶贫政策的实践和存在的问题。同时，借鉴墨西哥、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妇女扶贫政策经验，结合我国实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推行针对贫困妇女的工作福利制度，提高受助者工作意愿；注重思想教育，唤醒传统美德；发展社会化儿童看护服务，减轻贫困妇女家庭压力。
【关键词】妇女；妇女贫困；扶贫；性别平等
贫困妇女的脱贫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生存与发展，而且关系着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家庭的和谐幸福，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关键抓手[1]。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量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进城务工，妇女已成为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占比超过60%)，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力军[2]。另一方面，母亲是家庭的“灵魂”。我国妇女主导了大部分的家庭事务，在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和改善家庭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罗斯高认为，贫困农村家庭教育中母亲可以有效提高子女的认知能力[3]；贫困妇女脱贫是提升贫困家庭子女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有效着力点，是阻断贫困“遗传”的关键环节，是提升贫困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因此，妇女脱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4]。
当前，我国妇女脱贫负担较重，难度较大。主要有3点：(1)妇女贫困发生率高，2010年，女性的贫困发生率为9.8%，比男性高0.4%[5]。(2)贫困妇女人口基数大，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335万人，其中约一半为女性。(3)部分贫困妇女性别平等意识淡薄，主观脱贫动力不足，在就业时容易受到性别歧视，脱贫难度较大。
妇女脱贫已经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但针对性政策仍显不足。201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农村贫困妇女作为重点关注群体，要求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加大支持力度。201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在扶贫开发过程中要关注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加大支持力度。2015年，全国妇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在扶贫开发中做好贫困妇女脱贫致富工作的意见》，提出开展巾帼扶贫行动，通过基层妇联组织调动贫困妇女脱贫积极性，为贫困妇女脱贫想办法、找出路。这些政策强调了妇女在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作用，从不同方面来缓解妇女贫困，但主要侧重点仍然是在已有扶贫政策的落实上向女性倾斜，专门针对妇女脱贫的政策法规较少。
妇女脱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本文在全面认识妇女贫困的特点和成因基础上，吸取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情，提出针对性扶贫政策。
1妇女贫困的定义及特征
1.1妇女贫困的定义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妇女贫困的定义尚无统一标准，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妇女贫困既包括物质资源贫困，也包括人文权利贫困。
从物质资源角度定义的妇女贫困，主要包括两方面：经济贫困，即妇女在工作机会、收入、财产、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贫困；健康资源贫困，即由于健康资源不足造成的疾病多、体质不佳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指出，贫困的主要衡量标准是该户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并且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方面缺乏保障。联合国妇女与发展组织认为妇女更难获得土地、贷款等生产资源，而且面临更少的工作机会，陷入经济贫困[6]。李小云等[7]认为，相对于贫困地区的男性劳动力，贫困妇女的教育水平低、工作机会少且工资低，存在经济贫困，并在土地使用权以及住宅等物质资产的占有、分配上存在资产贫困。农村妇女存在疾病多、身体状况不佳、卫生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健康资源贫困。
从人文视角定义的妇女贫困，主要是指妇女在家庭地位、社会参与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贫困。金梅[8]将女性文化贫困定义为妇女在知识水平、思想观念、主体能动性、心理素质和行为方式上落后于男性的综合状态。李琴[9]认为从夫居住的传统婚姻模式割裂了妇女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方面的贫困[10]。此外，已婚女性在婚姻意识、生育意识、家庭责任以及家庭地位上存在不平等，相比于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义务，但在家庭决策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决策上缺乏话语权，造成家庭生活贫困[11]。
1.2妇女贫困的特征
1.2.1妇女贫困的脆弱性
贫困妇女的脆弱性是指在相同贫困环境下，妇女相较于男性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均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因此更容易受到伤害。主要体现在以下2点：(1)男女平等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贫困妇女在家庭、教育和就业等各方面都承受着性别歧视的压力。而且，越是在贫困地区，“男尊女卑”的错误观念越严重，贫困农村和贫困家庭本身资源就比较贫瘠，而妇女在内部资源分配时又遭受了不公平对待，导致贫困妇女比贫困男性更为脆弱。(2)社会对于妇女贫困问题的关注度不够，贫困妇女的社会权利和言论不被重视，相关针对性措施力度还不够。我国现行的扶贫政策对妇女贫困还没有足够的关注，忽视了资源在贫困家庭、贫困农村内部的不公平分配，导致妇女贫困问题难以有效根除。
1.2.2妇女贫困的代际传递性
妇女贫困的代际传递性主要是家庭中的妇女对孩子的影响。在我国贫困地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并直接影响到男女在家庭贡献中的义务分配。男性往往可以获得相对高的工资，更倾向于外出赚钱，妇女则承担了大部分的子女抚养教育义务，给贫困地区儿童的身体健康和心智健康带来了直接影响。
在身体健康方面，我国贫困地区儿童健康水平低，营养情况差。《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7》指出，贫困地区的儿童生长迟缓率、低体重率和贫血率约为城市的4—5倍、农村的1—2倍[12]。贫困给儿童的身体及智力发育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其中妇女贫困导致的物质资源不足是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心智健康方面，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子女智力发育和性格成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罗斯高所带领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团队从2013年开始，在陕西对348个村子的1800名6—12个月的婴儿进行了贝利智商测试，发现贫困农村的孩子认知低下的比例为29%，远高于北京、上海等地的15%，而且当这批孩子长到24—30个月时再测试发现，认知低下比例呈继续增长态势。罗斯高认为，在贫困农村，母亲主要承担了婴幼儿的抚养教育义务，而政府对贫困妇女的补贴不足，一些贫困母亲经济窘迫，为补贴家庭而进城务工，造成留守儿童教育缺失[3]。
因此，贫困妇女的物质贫困和人文贫困容易通过家庭教育传递给下一代人，具有代际传递性。
1.2.3妇女贫困的思想衍生性
长期的物质贫困会滋生出贫困的“文化”，进而衍生新的物质贫困[13]。部分贫困妇女思想上缺乏性别平等意识，“等、靠、要”思想严重，一些贫困妇女将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在工作、生活中自立意识不足。在一些贫困地区，部分妇女还存在道德观念滑坡、好逸恶劳的问题[2]。笔者在内蒙古库伦旗调研发现，当地某些贫困村镇存在男多女少、比例失调的情况，甚至出现了“光棍村”。由于妇女在当地婚姻市场上较有优势，而且已婚妇女普遍住在丈夫家里，她们不仅不下地劳动，还不管孩子的教育抚养。一些已婚的贫困妇女甚至走上了“结婚致富”的歪路：通过陪孩子进城读书、网恋等离婚再结婚，向男方索要彩礼，然后再离婚，更有甚者一年三婚、四婚，两性关系混乱，传统美德丢失。
2妇女贫困的成因
2.1传统观念的禁锢
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社会形成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将女性放在从属地位，这种封建陈腐的思想意识至今仍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例如，一些农村将家务、抚养子女、部分农活副业等家庭责任都压到妇女身上，而妇女在家庭决策、资源控制方面却缺乏话语权。不仅如此，很多贫困农村地区还流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等陈规陋习，将对女孩的教育投资视为纯消费行为[8]，认为与其上学读书还不如早点帮衬家里。这些错误观念与行为造成贫困农村地区女孩受教育水平低下，思想观念落后，在劳动力市场上也缺乏竞争力。
这种传统观念不仅影响贫困男性的思想行为，也被部分贫困妇女所接受，成为思想上限制贫困妇女脱贫致富的桎梏。
2.2社会性别歧视
在劳动力市场上，相比于男性，贫困妇女的就业机会更少；在同一行业，技术含量、地位和收入越高的岗位对女性的偏好也越低；即便在相同的岗位，女性的收入也低于男性。这种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加深了妇女贫困，增加了脱贫的难度。
在社会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贫困地区在落实政策时往往存在对女性的歧视，具体表现在土地政策、户籍制度等方面将妇女放在边缘地位，甚至剥夺贫困女性的应有权利。例如，一些农村的出嫁女会被剥夺口粮田、责任田、宅基地的所有权，也失去了村集体资产股份分红的享有权[14]。
3我国妇女扶贫的政策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3.1我国妇女扶贫政策的实践
我国妇女扶贫政策体系是以经济脱贫为核心，覆盖女性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当前我国妇女扶贫的相关政策主要强调在落实已有扶贫政策时保障性别平等，部分保障健康及合法权利的政策向女性倾斜，然而专门针对妇女的扶贫政策措施较少。妇女扶贫的具体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1)经济政策措施方面。(1)保障农村妇女合法权益，确保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土地权益以及国家规定的各项农业补贴。(2)强化技能培训，在普惠性培训中提高贫困妇女参训比例，开展便于农村妇女参与的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贫困妇女提高脱贫能力。(3)帮助农村留守妇女和返乡妇女多种形式创业就业，发展各种形式的妇女互助组、合作社和巾帼脱贫示范基地。(4)鼓励小额担保贷款等项目资金向城乡贫困妇女倾斜，财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实施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截至2014年3月底，全国累计发放妇女小额担保贷款1800多亿元，获贷妇女达360多万人次。
(2)卫生健康政策措施方面。(1)保障妇女平等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2)建立妇女常见病定期筛查制度，加大妇女常见病防治力度。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实施了农村贫困母亲“两癌”(宫颈癌、乳腺癌)救助项目，解决贫困妇女因病致贫的困扰。(3)建立覆盖城乡的精神卫生防治和康复服务网络来提高妇女精神卫生服务水平。
(3)文化教育政策措施方面。在教育工作全面贯彻性别平等原则。(1)落实相关法律法规，重点解决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女童的义务教育问题，资助贫困家庭女童和残疾女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确保适龄女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2)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教师培训课程，在教育过程中注重传播性别平等的思想观念。
(4)社会保障政策措施方面。(1)加强贫困妇女的社会保障，将贫困妇女及家庭纳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相关政策体系。(2)逐步提高贫困女性的救济补助标准。
(5)慈善项目方面。我国以全国妇联为主开展了一系列慈善项目，如：以单亲特困母亲为对象的“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母亲小额循环”项目，以贫困母亲及家庭为主要对象的“母亲邮包”项目，改善贫困地区妇女基本生活条件的“母亲水窖”工程、“母亲安居工程”等公益慈善项目。这些项目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3.2当前妇女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大力践行扶贫工作，已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但在以往妇女扶贫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1)妇女扶贫政策缺乏针对性，在实际执行时效果不佳。现行的扶贫政策主要以家庭为单位，默认的假设条件是家庭资源和政府补助在家庭成员之间是公平分配的。但在实际调研中发现，越是贫困的地区，对女性的家庭和社区内部歧视可能越突出，家庭资源在分配时并不平等——女性比男性拿到的可支配资源更少，却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在社区内部，这种资源歧视也普遍存在。比如扶贫政策中的小额贷款对象并不是面向农村所有贫困妇女，而是贷给那些“有一定文化，有一定经营能力只是缺乏启动资金的相对贫困户”。据2011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9.0%的女性和14.0%的男性曾经获得过生产经营性贷款，相同条件下贫困妇女的信用风险更大，许多项目的经办人会将她们排除在外[15]。
(2)对妇女脱贫的重要性认识尚不充分，政策投入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1)没有认识到妇女在切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关键作用，针对妇女的补贴力度不足。(2)针对妇女的职业培训投入不足，在我国主要是妇联负责组织女性技能培训工作，受财力和行政资源能力的限制，女性技能培训大多是短期、小规模的，而贫困妇女人口基数大、需要长期学习专业技能，现有的培训无论从规模、周期、内容和覆盖面都无法满足女性就业需求。
(3)现有政策仍以“输血式扶贫”为主，未能有效打破陈旧思想枷锁，没有唤醒贫困妇女自我脱贫的意识。一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贫困妇女，受“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影响，把自己放在家庭的从属地位，安于现状，不愿意积极参与政府、妇女组织及社会扶贫项目，仅依靠政府补贴难以调动其脱贫积极性。部分贫困妇女失去了脱贫希望，平日得过且过，“等、靠、要”的懒惰情绪严重；尽管家中贫困，但她们既不劳动也不照顾子女，反而通过打麻将、上网等方式消磨时间，完全依赖政府救济，不愿意主动工作；更有甚者存在家庭观念缺失、道德观念滑坡、两性关系混乱等问题。如果不能改变贫困妇女的负面思想观念，仅依靠政府补贴，难以实现真正的妇女脱贫。
4国外妇女扶贫政策经验
4.1墨西哥妇女扶贫政策经验
墨西哥反贫困政策体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繁荣计划”(ProsperaProgram)和“食品补充计划”[16]。其中，“繁荣计划”是墨西哥最主要的扶贫项目，是在原“机遇计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涵盖饮食、健康、教育等领域，已覆盖超过580万个家庭，接近墨西哥总人口的25%[17]；而“食品补充计划”主要覆盖“繁荣计划”未涉及的贫困人群，以提供食品保障基本生活为主，在没有集市的农村，为贫困群众提供食品、药品、生活用品等。
“繁荣计划”(原“机遇计划”)成立于1997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要求受助人在接受救助前必须履行某些职责或做出某种努力。例如，墨西哥政府每个月向失业的贫困妇女支付约147美元，接近墨西哥全国最低工资的两倍，但享受救助的条件是要求其保证孩子按时上学，让孩子参加每2个月1次的健康检查并及时注射疫苗[18]。
在救助对象方面，“繁荣计划”的最初思路非常直接，即通过援助母亲来保证孩子的教育和健康，同时改善妇女的家庭地位。因为母亲承担了更多的家庭劳务，倾向于将补助用于家庭食品和孩子教育方面，而父亲获得补助后往往首先满足自己吸烟、酗酒等嗜好[19]。“繁荣计划”通过补贴母亲，不仅改善了贫困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而且改善了家庭内部资源和收入的分配，提升了妇女的家庭地位。佐莱托研究发现，参与“繁荣计划”的母亲把90%以上的救助金用于子女的食物、衣物、上学用品和交通费，儿童的境遇有了很大改善；而且因为母亲主导，女童的改善效果更加明显。不仅如此，参与“繁荣计划”的母亲认为她们的知识、社会认知和自信程度都有所改善[19]。
在发放条件方面，“繁荣计划”围绕贫困家庭儿童的营养、健康和教育3个方面设置条件。妇女接受救助必须同时满足3个条件：(1)保证其子女接受教育；(2)必须参加规定的健康教育培训；(3)保证其子女定期接受政府组织的体检。此外，“繁荣计划”还向从小学三年级到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提供数额不等的奖学金，但要求出勤率不低于85%，以此来减少儿童辍学。
“繁荣计划”收效显著，该项计划使得墨西哥农村人口发病的天数减少了18%，城市人口发病天数减少了25%；儿童上学率提高24%，辍学率下降了6%，同时降低了女童辍学率[20]。近期美国乔治城大学研究发现，“繁荣计划”受益家庭的子女就业率提高了37%，平均每星期比没有参加“繁荣计划”的子女多工作9个小时，而且还挣更高的小时工资[21]。目前这种模式已经推广到拉美、亚洲和非洲的52个国家。
4.2美国妇女扶贫政策经验
美国联邦政府的反贫困福利项目有14个，与妇女脱贫相关的政策措施主要有3类。
(1)劳动所得抵免政策(EITC)。EITC是美国最重要的反贫困政策。该政策将税收与福利补助相结合，并为申请人设置了一系列条件，如果申请人符合这些条件，就允许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减相应抵免额；如果可扣除的抵免额大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超出部分将以退税的形式返还给申请人。因此，符合要求的贫困家庭可以通过EITC政策获得资金补贴[22]。EITC政策有2个特点：(1)鼓励贫困人口主动工作。抵返税的获得条件是劳动者必须拥有自己的劳动所得，而且税收抵免额采用分段函数形式确定，分为递增阶段、水平阶段和递减阶段。在递增阶段，抵免额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即申请人工作越努力所能获得的递减就越多。(2)抵税条件设置灵活。考虑家庭结构和性别平等，抵免额同时考虑婚姻状况、家庭需要抚养的子女以及女性工作者的收入歧视问题，贫困家庭按照自身情况申请抵返税，抵免额更加灵活。
(2)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主要是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TANF)，该项目主要为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提供临时援助。TANF主要有2个特点：(1)资助时间不超过60个月，减少福利依赖，如有特殊情况可申请延期。(2)受助者原则上必须参加工作，否则将终止援助。
(3)食物补贴计划。包括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妇女、婴儿和儿童计划(WIC)等，主要目标是向贫困家庭、孕妇及年幼的儿童提供营养食品，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健康。
美国的福利制度比较完善，其主要思路为分类救济，并由直接救助转向工作福利：针对有工作能力且有工作意愿的家庭，通过有条件的现金补贴，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工作环境；针对缺乏工作意愿的家庭，主要通过食物补贴保障基本生存需要。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分类救济政策有效提高了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例如，1989—2002年，EITC政策将单亲母亲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约14%；截至2016年，EITC政策帮助大约980万人脱离贫困。
4.3欧盟妇女脱贫政策经验
欧盟在妇女脱贫方面的政策侧重于为妇女创造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帮助妇女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促进妇女稳定就业。主要措施有3点。
(1)推动制定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主要包括带薪和不带薪的产假、家庭照顾者津贴、弹性工作制等帮助妇女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保证政策。例如，英国制定了《部分工时工作指令》，规定部分工时员工与全日制员工应享有相同的薪资待遇，以及在职培训等福利[23]
(2)国家通过补贴或直接供给的形式提供儿童看护服务。大多数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单身母亲，需要花费大部分时间照顾子女，因而很难平衡工作与家庭。法国福利政策非常重视社会儿童看护，为3—6岁之间的儿童提供免费看护。同时，包括儿童看护服务在内的公共家政服务也为贫困妇女创造了就业岗位。
(3)提供针对性的长期就业培训。英国为单亲家长(特别是单亲母亲)提供了一项以就业培训为主的精准扶贫计划——“单亲家长新协定计划”(NDLP)，每个参加该计划的单亲家长都被指定一个工作人员，为他们长期提供包括就业信息、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服务，提高单亲母亲的就业能力。
5对策建议
妇女脱贫不仅关系妇女自身的利益和发展，更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有力抓手。以往我国扶贫政策主要是在已有政策基础上向妇女倾斜，专门针对妇女的扶贫政策较少，结合国外经验和我国实情，提出3点建议。
5.1推行针对贫困妇女的工作福利制度，提高受助者工作意愿
工作福利是各国福利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特点是现金资助以受助人参加工作为前提，不愿参加工作的贫困人口以实物资助为主。美国的EITC政策和TANF政策都以受助者主动参加工作为前提，法国的就业团结收入制度也强制受助者在公共就业服务的帮助下寻找工作。在这些国家，不愿参加工作的贫困人口只能领取实物救助(包括但不限于食品、医疗等救助)。
我国也可以设立以妇女为补贴对象的工作福利制度，提高受助者的工作积极性。(1)可设立“妇女工作平衡基金”。以现金形式补贴贫困妇女工作者，并为其提供小额低息贷款，帮助参加工作的贫困妇女改善工作生活环境，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鼓励贫困妇女自立自强，减少对男性家庭成员的依赖；对有能力工作的受助人拒不参加工作的情况，采取一定的提示措施，对于情节严重的，可以取消其受助资格。(2)对雇佣贫困妇女的企业提供一定的所得税减免政策。一方面企业雇佣贫困妇女客观上承担了社会扶贫责任，另一方面增加贫困妇女就业吸引力，减轻贫困妇女在就业时遭受的性别歧视。(3)完善实物补贴机制。对于处于孕期、体弱多病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妇女，及时补贴食物营养和医疗资源，保障其营养健康，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5.2扶贫先扶“志”，注重思想教育，唤醒传统美德
激发贫困妇女自立自强的意识，引导贫困妇女自我脱贫。建议当地妇联组织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农村母亲学校，可在3个方面发力：(1)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女科学家积极参与农村妇女教育培训，通过自己的奋斗故事激励贫困妇女；大力宣传脱贫致富的典型，弘扬“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当自强”的自强精神，激发她们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内生动力，帮助贫困妇女克服“等、靠、要”的懒惰思想。(2)加强思想教育，引导贫困妇女传承和发扬勤俭持家、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强调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的价值观，鼓励贫困妇女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心协力的家风。(3)鼓励科学家、技术人员宣传普及适合贫困妇女的实用科学技术，为贫困妇女“赋能”，帮助贫困妇女实干兴家，靠自身努力改善家庭生活状况。
5.3发展社会化儿童看护服务，减轻贫困妇女家庭压力
贫困妇女特别是单亲母亲同时承担着家庭重任和就业压力。当地政府和妇联组织可以组织贫困妇女，组建学前儿童看护中心，将3岁以上的学前儿童集中看护。这不仅可以减轻贫困妇女的家庭抚养压力，让更多的贫困妇女有时间精力工作就业，改善家庭生活；还可以解决部分贫困妇女的就业问题。此外，儿童集中看护、集中教育也可以提高儿童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有利于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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