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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党史中的廉洁故事范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反腐倡廉对我们来说似乎还过早，但我们正处在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阶段，最容易受外来不良思想的侵袭，及早进行廉洁教育，就如同提前为我们筑起一道“防腐墙”，让廉洁“植根”在我们的心田，让我们扬起敬廉崇洁之风，立下勤廉报国之志。
古代有许多的廉洁官员，比如杨震：《杨震暮夜却金》讲述了杨震“暮夜”拒贿的故事，在夜深人静之时，在没有第三者知道的情况下，杨震作为王密的上司，同时又是他的恩师，坚决拒收重金，并且铮铮铁言，这是天理不容，法理不容，人理不容，情理不容的事，其“慎独”的精神可嘉，堪称历代师表。故事虽小，其教育意义却不小。一个人，从小到大，为民为官，白天黑夜，有人无人，都能严以律己，不贪不占，拒礼拒贿，其人品之高尚，其道德之规范，有口皆碑。
杨震高尚的行为表现在：他为官，严于律己，不贪不占，他在没有第三者知道的情况下，坚决拒收重金，其品德之高尚，堪称楷模。杨震做官清正廉明，从来不肯私下接见任何人，就是家里的人，也不准他们过问他的公事。他除了应得的薪饷之外，一丝一毫都归入公家。他常常教育家人要节省家用，出门的时候，也叫他们步行，不准乘坐公家给他准备的车子。有人见他这样清廉，做了大官，家里还是那样的清苦，就劝他添置产业。他却说：“让后世的人称我的子孙为‘清白官吏的子孙’，拿这个当作遗产，不是很丰厚吗?”由此，“清白传家”的美誉传诵至今。
廉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不难;但是真正拒绝别人的贿赂，还是需要一点境界的。
周恩来（１８９８－１９７６），祖籍浙江绍兴。１９２１年春加入旅欧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浙江人民的衷心爱戴。
周恩来生前曾３０多次回到浙江，在浙江度过了１４０余天。他严于律己，两袖清气，从不让乡亲们为他搞丝毫的特殊，坚持为国家用好每一分钱；他一身正气，严以律己，是克己奉公的典范。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
“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到杭州后基本上都住在杭州饭店，而且坚持同随行工作人员一起住普通的内宾客房，与接待外宾的贵宾楼分开。他每次到杭州来，总是自带铺盖和洗漱用品。虽然他住的饭店都配备了这些东西，但他从来不用。他对杭州饭店的领导说：我们要为国家用好每一分钱。周恩来在杭州时，一般都不单独用膳，总是坚持与随行人员一起吃。会议期间，坚持与会议人员同吃同住。除了宴请外宾外，他从不吃盛筵美酒，从不对下榻的饭店提任何要求，而且还再三嘱咐他们菜要搞得少一点，“不要超支，多了浪费。”他自己点菜，只要霉干菜蒸肉、芋艿、臭豆腐等就行了。
周恩来公私分明，严以律己，在浙江留下许多美谈。周恩来是有名的大胡子，每天早上都要刮胡子。杭州饭店内设有理发室，周恩来刮胡子，每次都自己付费。理发师傅告诉他：经理吩咐了不收费。他不同意。经理又对他说：这是两位省委书记说的不要收费。他还是不同意，说：“就是省委定的，我也要付钱。”他认为在公私关系上，不能“不拘小节”。他每次离开饭店前，总是再三嘱咐卫士长把这里住的、吃的、洗衣、理发等一切费用按规定结算清楚，不能少算了。１９５７年，周恩来陪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到杭州，正值新茶上市，他关照送伏老两斤茶叶，并坚持要自己付钱，说：“以我名义送的茶叶，钱一定要我自己付，不能由公家报销。”周恩来还曾对省委领导说：“以后哪个中央领导同志来也不要送土特产，如本人需要，你们可以代买，钱照付，送礼不是好风气。”
１９６２年春天，周恩来到杭州开会。当时南方的青菜正上市。返回北京时，杭州交际处的同志把两筐蔬菜送到了飞机上，并再三向周恩来的卫士长解释，这两筐菜不是送给总理的，是带给中央首长吃的，而且也不是白送，发票都已经开好了。卫士长只好付了钱，把菜带回了北京，转给了供应处。供应处给每位领导人家中都分了一份，也是收钱的。卫士长把周恩来的那一份拿了回来。周恩来看到这些蔬菜时，很生气。卫士长向周恩来讲明情况，并告诉他已经付了款。周恩来一听更生气了，说：“付了钱也不行！我问你，北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到这样的菜？”周恩来十分严肃地教育说“这样做，会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你们想想，总理和市民都是一样的人，我要不当总理就没有这个优越条件，就享受不到这种特权。”在周恩来的心目中，他和市民应当平等，不可特殊，这是多么高贵的品德！
新中国成立后，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对故乡绍兴一直非常关心，对绍兴乡亲始终念念不忘。１９５６年，一位周家族叔独自到北京找周恩来。想叫周恩来给他在北京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岗位。周恩来教育他说：“工作要到绍兴自己去找，北京不能安排。共产党干革命，不能搞裙带关系。”之后，周恩来出钱，给他买了回程车票和招待所的几天餐券，要他好好回原地参加劳动。为这件事，周恩来专门写了《告亲戚朋友书》的１０条家规。
据《光明日报》2005年1月29日报道文章介绍，1958年7月，周恩来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确实辛苦。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离开新会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设宴送行。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周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
朱镕基“罢宴”——不离开宴会厅，单独吃工作餐。
据媒体报道说，一次朱镕基开完会，被主人带到宴会大厅，他穿过摆满了美酒佳肴的不下百桌的酒宴大厅，先是来到他所应坐的首席座位，但他没有就坐，而是又走到宴会大厅的一个角落，要设宴人就在这个大宴会厅的一个角落里另摆一桌，由他和他的秘书，吃工作餐。由于朱不肯就坐大雅之处，而就坐在众人的一边吃工作餐，致使上千宾客都不再吃酒宴了。
温家宝“罢宴”——提前打招呼，谢绝摆宴自个吃。
据2004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网报道介绍，“十六大”之后，温家宝的第一站到了贵州。在吃饭的问题上，他对自己和随行人员要求特别的严格，谢绝基层同志的宴请。他对个人吃饭有“三条标准”，即：第一，不让任何人陪吃，自己默默地进食;第二，要求饭菜够吃即可，不得剩下;第三，关于饭菜的质量提出十二个字：“清清淡淡，汤汤水水，热热乎乎。”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孔繁森，更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干部。这位模范干部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由于生活拮据，他到血库要求献血。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像。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回到济南后，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他妻子一听，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自己身上剩下的钱，连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孔繁森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不要打着我的名义，干个人的事情。”这是刘少奇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他有许多的不准、不许。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一直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从不搞特殊，这一点在教育子女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刘少奇子女们的记忆里，家里的生活和普通百姓向来没有什么不同。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无论是机关还是学校，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当时正在寄宿制学校读书，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一样，只能依靠很少的定量粮食生活，偶尔回家吃饭，家里的饭菜也是一样简单朴素。由于长期吃不饱饭，孩子们日渐消瘦。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了不忍，便私下询问他能否偶尔给孩子们改善改善生活，但是刘少奇没有同意。他对几个孩子说：“现在全国老百姓都在受苦，我的孩子也要和老百姓的孩子一样。”
除此之外，刘少奇的家也是相当简朴。一次，孩子们的老师来家访，发现刘少奇的居所陈设简单，非常惊讶地感叹道：“没想到主席的孩子居住环境竟是这样简朴，简直和我们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在了解了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后，刘少奇和蔼地对老师说：“希望你们把我的孩子当作你们自己的孩子去严格管教，不要因为是我的孩子，就迁就他们，那样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刘少奇严于律己，更严格约束自己的家人。他的大女儿刘爱琴曾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一书中写道，“不少人以为我们是国家主席的子女，肯定处处受照顾享福。殊不知父亲对我们都是从严管教，有时甚至严厉到接受不了的程度。”
1951年2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爱琴党员预备期满。一般情况下，党员预备期内只要没有犯错误就可以转正。然而刘少奇在得知此事后，却提出反对意见。他专门给学校写信，认为刘爱琴并未达到党员标准，不应该批准其转正。“不管什么人入党，都要坚持党员标准，严格要求。”他在信中说，对自己的女儿更应该严格要求。最终，组织部门没有批准刘爱琴转正。这件事对刘爱琴的打击很大，在她的心里，自己出身好，从小吃苦，经过艰苦环境磨炼，转正本应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却没想到父亲这样不近人情。一时间，刘爱琴甚至有些埋怨父亲。然而等她冷静下来，认真反思自己，回想起父亲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教育，在父亲近乎无情的严厉中，她感受到了父亲对自己的期望和关爱。1958年，刘爱琴主动响应国家机关干部下放边疆的号召，去内蒙古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终于在1966年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的孩子也要和老百姓的孩子一样。”刘少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直坚持要求家人积极参加劳动。在中南海居住时，除了日常的家务，他还让家人种植果树，甚至修建房屋时让妻子王光美带领孩子们去工地参加劳动。1958年，刘少奇觉得孩子们长大了，只在自家院子里劳动还不够，便要求孩子们暑假时半天时间复习功课，半天时间去公社同农民一起劳动，并且要像农民一样“不怕热，不怕累，不怕吃苦”。
殷殷教诲言犹在耳。
一句句严厉的话语，彰显的不只是刘少奇对于子女教育的一份苦心，更是对党和国家的一片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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