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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通过对过去的事的记忆和讲述，描述某个范围社会的文化形态，也有说法认为，故事并不是一种文体，它是通过叙述的方式讲一个带有寓意的事件。他对于研究历史上文化的传播与分布具有很大作用。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毛泽东的故事锦集四篇,欢迎品鉴!
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
“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如果他们也用毛泽东的这个“约法三章”，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
田志芳，四川广安人。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了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
“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
“就是毛主席的儿子。”
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
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使边区军民很受教育。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风。
有轿车不坐
老红军杨辛克，贵州松桃人。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后任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358旅教育干事、指导员、公安总局科长、豫西地区副专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经委副主任。1983年6月，杨辛克同志向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车还是骑马而引发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
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主席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
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一次，毛主席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主席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担任警卫员的辛克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
出事以后，朱老总和“五老”都要把车让给毛主席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主席跟前来了，全让主席给“撵”了回去。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是啊，年少的时光美好且短暂，如果不在最好的年华做最有意义的事，那青春才是真的被辜负了。韶华不为少年留，没有人可以永远年少。正因如此，童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宝贵也最值得珍藏的记忆。不如我们一起穿越回过去，“看一看”年少青春的伟人们在做什么，听一听他们都有哪些童年的故事。
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毛泽东，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
祖父毛翼臣，名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农民。1878年与哥哥毛德臣分家，从韶山东搬到了韶山冲的上南岸，建了五间茅草屋。他的一生都为贫穷所困，后来连祖上留下的部分田产也都典当出去了。
父亲毛顺生，名贻昌，1870年生。与祖辈不同的是，他上过几年私塾，还在湘军中当过几年兵，很有些见识。毛顺生善持家务又勤于劳作，很快就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并新置了一些水田。他还在原有房基上十多间瓦房，这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故居”的样子。
母亲文七妹，原名文素勤，湘乡县唐家坨（后改为棠佳阁）人。文氏勤劳、勇敢、贤惠，遇有灾荒之年，她总会送些米面给贫苦乡邻。后来，毛泽东在谈到母亲时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就是这后一种人。”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他的这个习惯也是从童年时养成的。在私塾读书的前两年，他就从《三字经》读起，渐至《百家姓》《论语》《孟子》《诗经》等经典。毛泽东读书时特殊的习惯，那就是读书从不读出声音来。当时的塾师邹培春要给他“点书（圈点书籍）”，他说，您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塾师说你特地来读书，不点读怎么行呢。毛泽东笑了笑说，您不要点，我都能背下来。先生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没有点的书，他也可以读懂看会——好学的毛泽东一直在通过翻阅《康熙字典》自学。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毛泽东小时候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在读完六年的私塾后，父亲就让毛泽东回乡务农了。白天时，他同成年人一起在田间劳动，晚上替父亲记账。在繁忙的劳作之余，他抽出一切时间来读书，不知疲倦地汲取着书籍带来的力量和养分。童年的秉烛夜读，养成了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的阅读习惯。
有一天，一个问题突然跳入毛泽东的脑海中，令他困扰不已：中国传统的小说主要人物大都是帝王将相或者才子佳人，极少见之有以农民为主角的。经过一番认真深入的思考，他终于想通了——原来这些小说颂扬的都是那些统治阶层的人，他们是不必种地的。因此，主角的光环怎能落到这些辛劳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头上呢？！
毛泽东与文家表兄文运昌最是相投。文运昌长毛泽东9岁，在毛泽东辍学务农时，正是他劝说表弟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又将自己早已读过的《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推荐给表弟毛泽东。正是这两本书刊，拓宽了少年毛泽东的视野，他后来说：“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阅读这些进步书刊，再加上自己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思考，更加坚定了少年毛泽东要为天下穷苦大众谋福祉的决心。
1952年，河北遵化西铺村33岁的农民王国藩联合村里最穷的23名农民成立了初级合作社。
在办社之初，他们只能在业余时间上山砍柴，换钱买一些简单的农具。社会上唯一的驴，还有1/4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农民。
这家三条驴腿的穷棒子合作社，第二年发展到83户，粮食亩产从100斤增长到了300多斤，王国藩合作社的名气越来越大。
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在1955年亲自编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里，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高潮。看到几亿农民走向合会化道路，毛主席很高兴，甚至比1949年建国时还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使中国“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1957年，王国藩被评为首届全国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的10次接见，8次握手，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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